惶惑之欲：民国时期的校园同性爱世界｜酷学研究⑧

原创同小语同语II

本篇内容于今年5月31日发表于微博@同语CommonLanguage，我们希望能够提供一个便于微信公众号读者阅读的窗口，特此搬运共享。

“青言计划”是由同语发起的共学社群，支持有志于多元性别研究的青年发展。

“酷学会”是青年学生、学者展示自己多元性别研究的平台。研究成果经投票后，获得奖励与认可。“酷学会”旨在增进青年多元性别研究者社群的相互了解和交流，展示和促进本土多元性别研究论述。

2022年底，第二届青言“酷学会”于线上成功举办。三场直播中，10位青年研究者展示了自己的研究，同青言导师、青年学者与公益人评议嘉宾交流，并回应了现场大众学术评审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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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青年常常是公众关注并寄予厚望的群体。当这个群体与“同性爱”产生关联时，各方会有什么反应？这些反应的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深意？

惶惑之欲：民国时期的校园同性爱世界

研究者：袁子阳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内容】

民国时期（1912-1949），知识界逐渐开始关注校园同性爱问题，着手探讨其性质。研究者搜集了这一时期出版发行的各种教育类、心理类论著与报刊杂志文章，发现同性爱始终在“非正常”性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并且经常与其它“变态性欲”（如手淫）联系在一起，有些论述直接将校园同性爱视为诱发这些“病态”的原因。

The sex hierarchy (性阶序)｜图源：网络

“性行为”作为核心标准

是否“包含性行为”也是时人臧否同性爱的重要标准。基于对男、女同性爱的不同印象，知识界直接视男性同性爱为“鸡奸”，予以全盘否定；不包含性行为的女性同性爱则被解读成了一种同情、博爱的感情，暂且找到了一点脆弱的合理性。不过，这种相对温和的阐释也未能冲淡知识界的忧虑——女性同性爱可能带来的“不婚主义”是“危险”的。

同性爱故事的报道结构

同时，许多报刊将聚光灯对准了校园中的同性爱现象。研究者分析了若干则关于校园同性爱的新闻报道结构，揭示了这些同性爱故事与知识界对同性爱一般认知之间的共同书写模式：在女性同性爱故事中，几乎都存在一名“失位”的男性。这名男性似乎本应是其中一位女主角的配偶，但是因为个人、家庭等原因，异性的关系疏远了：有的报道还进一步提到了男性的“归位”。然而，无论同性爱是否持续下去，故事的结局都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不断地向读者强调同性爱的凄惨宿命。

民国时的“陶刘案”（见文末注释）：初始时，案件被描述成男性作家与两名女学生的三角情杀，随着案情的明朗，案件又被改写为陶、刘同性相恋，男性作家许钦文从中作梗。《文艺新闻》即以“儒林新史：许钦文的奇情案”为标题报道此事，尽管没有证据显示许钦文与陶刘二人的情感纠纷有所关联。

这种程式化的同性爱故事书写模式显然借助了知识界的理论资源。在论者眼中，同性爱这种“不自然”的关系，只不过是对异性“正常”恋爱的追仿，同性爱的行为处处以异性爱为标的，其中一人会充当着异性的角色。譬如一位高年级的、具有“男性气质”的女生追求温柔的低年级同学，抑或是一位低年级的、具有“女性气质”的低年级男生主动向高年级学长亲近，后者又因暂时无法与异性接触而主动寻找或接受同性爱，二人于是就构成了短暂的结合。等到其中一方（往往是生理和心理没有异性化的一方）毕业或结婚，这种同性爱关系遂告终结，离开的一方被认为是回归“正途”，而被“抛弃”的一方则继续陷入同性爱的泥潭之中。对同性爱关系中性别气质的塑造还改变着个体对自我经验的认知，过度地强调同性爱中的“雌雄”之分与渲染同性爱故事的悲剧色彩，加剧了青少年的焦虑。

作为“畸形”欲望的同性爱

通过对同性爱与各类“变态”“畸形”性欲的联结，女校中的“拉朋友”现象也被视为同性爱的“别名”。“拉朋友”指校园内几个女生将两名互相不熟悉的女同学强行“拉”到一起，让两人相识，发生“恋爱”。研究者通过对“拉朋友”具体实践的观察与概念的辨析，提出论点：“拉朋友”实际上是对成年人恋爱与婚姻的模仿，当时部分论者反对“拉朋友”乃是出于其影响校园纪律而非“有伤风化”，但也有论者将其与同性爱建立因果联系，使得校园同性爱的“畸形”与“变态”再次得到确认。

在民国女作家庐隐《中学时代生活的回忆》中，她回忆其在中学女校读书时，称“闹朋友”一事不能忘怀：“当时只要某人说某人一生好，旁边的同学，就大起其哄，把这两个人拖在一堆，算她们是好朋友。有许多人因为被别人起哄以后，竟不知不觉发生了同性爱，于是一对一对的假夫妻，便充满于学校园与寝室里了。”

“解放”的性教育

面对校园同性爱现象，几乎所有论者都发出了“解放”的吁求，希望实现一种“合理的开放”，即在遗留的禁欲主义上有所突破，同时又要引导青少年们的性心理发展。为此，必须对教育——特别是性教育做出改良。一些教育界人士也纷纷献策，要求教师们给青少年讲授关于性的知识，并及时引导青少年的性活动。

为了使“解放的性”有的放矢，知识界还呼吁男女合校，增加男女学生之间的交往机会，如定期举办男女“同乐会”或“茶话会”以及野外旅行，给予男女学生谈话的机会；若不同校，则男校与女校之间应建立联系，合力举办“扩大同乐会”或“扩大旅行团”。与男女生欢乐同游的提议相对，学生宿舍却是严肃的场所，出现了禁止同宿、宿舍熄灯后不许闲聊等规定。然而，由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并没有形成良性的互动，这些举措也未能从根本上纾解青年男女的“惶惑之欲”。

【嘉宾点评】

鸽子

社会学青年学者，青言计划导师

作为文章的第一个读者，这篇论文我读下来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它不仅呈现了民国时期校园的青年同性爱现象，还透过媒体、知识界、教育界等不同的权力视角的透镜，做了多面向的呈现。当然我们也想问有没有当事人自己的声音。文中也提到了，比如说一些报刊上会刊登读者来信，这个就属于读者自己发声的方式。

对于理解中国的很多问题来说，“青年”有很重要的含义。比如从民国时期开始，青年就被认为是启蒙救亡的、被赋予了责任的一方。所以，青年一方面被寄予厚望，但另一方面ta们不构成道德主体。在这种逻辑的延续下，我们会看到，校园青年之间的同性亲密关系呈现出来的很多东西，民国的反应也能够为今天的情形提供参照，比如官方对校园里彩虹社团的态度。子阳写到了这个问题，其实在那个时候，一方面因为知识界整体从救亡图存的角度要倡导西方“先进的”东西，特别是性解放运动相关的；但另一方面，青年学生的性表现不被认为是“性解放”，而是被当时的主流知识界认为是一种变态的同性性欲。对此，知识界也得用一种方式去应对。

图源 | 网络

当时知识界的解释在我们今天看来也是非常熟悉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变态的性欲呢？它认为这些东西来自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自于外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我觉得这跟今天的很多话语模式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一些结构上的相似性。

另外，对这篇文章我有一点意见。之前子阳在理论部分讲了一个*“冲击—反应”模式*，但我当时觉得“冲击—反应”模式作为理论框架，不是特别有把握，就提了出来。子阳这次换了一种方式，但我感觉现在的问题框架不是特别清楚，希望子阳能再阐释一下现在的文章聚焦什么核心问题。但总体来说，我觉得这是特别精彩的一篇文章，也可以看出来子阳非常扎实努力的部分。希望他这篇文章能够顺利地发表，大家也能看到更多的材料。

*“冲击—反应”模式是由费正清在20世纪初正式提出并引起广泛关注的理论模型，这一理论认为，传统中国社会长期被一种巨大的惰性牵扯，缺乏改变和突破的内部动力，是西方诸国带来的冲击产生了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结构的力量，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因而，中国近代史基本上是中国对西方带来的冲击做出反应的历史。

图源 | 豆瓣

ming

社会学青年学者，青言计划导师

我会希望看到更多主体的经验，但是主体的经验在你后来论文的呈现里面是比较少的。主体经验好像更多呈现在读者来信这个方面，不是你主要的一个视角。其实我有点困惑，这个主体经验在你的研究里面是一个什么位置？

还有一个问题，你讲到说在史料里面有个现象叫“拉朋友”。可以更进一步解释一下吗？

袁子阳：谢谢两位老师。

首先是鸽子老师的问题。一开始的时候我用了“冲击—反应”模式以指代以往研究的不足，并不是本文的理论框架。“冲击—反应”是我们近代史里面比较著名的理论，但我觉得放在这里确实不太合适，所以我就把它删掉了。

关于目前我想关注的核心问题。很多研究都想探究当时这些同性爱的学生ta们真的是不是同性爱者，我想跳出那种怪圈去研究“话语”。这是我比较核心的研究问题。

以前很多学者将“拉朋友”视为一种同性爱，但两者之间的区别还是挺大的。“拉朋友”就比如说，一个高年级的学生和比她年级低的一个学生，她们互不相识，此时就来了一个好事的第三人，然后硬把她们拉到一起。一般是把她们一个人拉到另外一个人的房间里，然后把房间上锁。这两个学生之间过了一会就开始谈起情话来了。也有怕难为情的人可能被拉而不肯去，但是这些学生其实就是把她们强行抬起来拉到另外一个人的房间。“拉朋友”其实需要三方面的人参与，高年级学生、低年级学生，以及中介者，她们有时候也会自称“媒人”，其实就像相亲、结婚的过程一样。

这个在我看来是一种游戏。台湾有一个学者研究了男性之间的*“阿鲁巴”*。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游戏是相通的，但阿鲁巴游戏其实是男性在炫耀自己地位的一个象征。但女性之间这个游戏，我用了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我觉得它是女学生生活的一种面向，是脱离常规的一种生活。两个不太认识的人突然一下子就变成情侣了，甚至在大家眼里就是结婚了。因为在“拉朋友”的过程中，被拉的朋友还要请大家吃喜糖。所以说它是一种脱离常规的非日常生活，同学之间原有的人际关系也被打破重组。但随着学校权力的重新回归，“拉朋友”很快就结束了。

在许多报刊的报道里面，“拉朋友”的过程可能很短，从两个人认识，到所谓的结婚仪式，可能在一个课间里就完成了，或者上午上完课到下午两点左右再开始上课，就完成了。那为什么要拉陌生人？拉陌生人其实能给这些女学生带来一些更新的刺激。在大学生群体中，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心智比较成熟了，所以也不太有这种游戏了。

图源｜网络

*阿鲁巴：锯人或开飞机，马来西亚称为阿鲁巴或撞柱子，中国大陆称为锯人或开飞机，香港称为con人，台湾称为阿鲁巴，澳门称为磨柱。是一个流行于东亚国家男性之间，以生/殖/器/官撞击或磨擦柱状物的游戏。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狂欢理论由巴赫金在20世纪6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一书中首次提出。他认为，狂欢节这一文化符号，蕴含着民众的集体狂欢和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精神，它区别于官方严肃的“第一世界”论断，是人类生活的“第二世界”，又称“第二种生活”。第一世界是等级森严的官方世界，而第二世界是“狂欢式”的生活，脱离了常规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翻了个的生活”“反面的生活”。

当时有的人将“拉朋友”视为同性爱，把“拉朋友”和同性爱赋予一个因果性。但其实两者之间本来是没有（因果关系）的。有的人认为是男女分校造成两性隔离，从而诱发了同性爱的心理，有了同性爱的心理才去“拉朋友”，然后造成身心两败俱伤。所以可以说同性爱的话语是后来附着在了“拉朋友”的游戏之上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同时男校中也有类似的现象。有一种叫“哥哥弟弟”。郭沫若的自传中也有描写相关的场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我的童年》这部自传。

还有一个问题，其实研究这个主题的很大一个困难就是，主体经验的资料确实非常少，很多材料不容易寻得。不过前几天我看到有一个关于教育史的研究，*《中国近代教育文献丛刊》*，已经有电子化的数据库了。或许我可以看看之后能不能把更多关于主体经验的史料顺藤摸瓜发掘出来。

*《中国近代教育文献丛刊》对我国近代即1840年至1949年的教育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共500册，分为教育学、教育史等18类，已影印出版。以丛刊为基础而实施的大型文献数据库项目“中国近代教育文献全文检索知识服务数据库”于2022年7月入选中央文改办“国家文化产业发展项目库”入库项目。

【现场问答】

提问：请问是否可以介绍或简单展开相关的司法档案或法律或公权力介入的态度？

袁子阳：其实从清代以来就有很多这种司法档案,比如清代有刑科*题本*和*《刑案汇览》*，里面就很多，像鸡奸之类案件的档案，最近就有很多学者去运用。然后民国时期的司法档案，关于同性爱的可能并不多，也就*陶刘案*相关的比较多。但陶刘案大家主要是关注它的舆论反应，因为当时其实很多报刊也会披露一些司法审判的过程。

其实很多司法的史料并不在档案上面，它会出现在报刊上面。比较有名的有*《申报》*、*《大公报》*，遇到一个比较大的案件时，报刊会把该案件的审判过程整个刊登在上面，所以报刊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史料来源。

图源｜网络

*题本是清朝高级官员向皇帝报告政务的文书之一，刑科题本主要是各省督抚及将军奏报各种案件发生、审理情况以及刑部对各类案件进行复议请旨的文件，对案发缘由、案发场所、处理时间、判罚方式、涉案人员等信息的记载极为详尽。

*《刑案汇览》收录了大量清乾隆至光绪年间由中央司法机关处理的刑案，所辑案件大多选自司法档案，是清代中后期司法审判的真实记录。

*陶刘案：陶思瑾与刘梦莹案，是1932年杭州两名女学生因同性爱猜忌而引发的惨杀案，当时引起了极大社会反响，历经杭州地方法院、浙江省高等法院以及全国最高法院三级审判，共一年余才得以最终判决。（详见（点击标题阅读）：《民国时期的女性同性爱欲与情感实践 | 酷学研究②》）

*《申报》：原先全称《申江新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72年4月30日）创刊于上海，创办人为英商安纳斯脱·美查（Ernest Major）。前后总计经营77年，共出版25600期，为近代中国发行时间仅次于《中央日报》、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报纸。

*《大公报》：中国近代报纸。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