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灯塔”还是“天坑专业”？留学读性别研究有什么出路

封面 | 网络

主讲 | Stephanie

整理 | N.

责任主编 | C先生

排版 | 浣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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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读性别研究的“出路”是怎样的？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女权视角反思“做学术”（读博、教课、发论文……）本身的生产逻辑？

学术本身就是一架资本主义逻辑的生产机器，每个学者都是机器上的螺丝钉。我们必须要通过发表论文证明自己的能力，从而证明自己在这条价值链上的排位。我在不同的大学（特别是美国）里都发现：大部分学校里，“教书”的优先级是远远低于“学术发表”的。老师不会因为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就得到奖励或者学院认可，即使有也远远比不上发表论文能获得的。我一个朋友刚入职某大学，评终身教职（tenure）的标准是3年发表5篇文章，还有专著等等，但是评价体系里没有说你教书要很好。这就很吊诡：在学院里老师最重要的任务不是教书，是发表，可是发表的东西又没有多少人看！

读博到后期我和系里的同学大都心情抑郁：我们性别研究系很多人是行动者，但却囿于一个要求你生产、要求你职业化的环境，感到无所适从。很多同学说以后都不想走这条路了，其实我也想过。读书对我来说很快乐，但读完后从事什么，选择是广阔的。有的人陷在资本主义“付出-回报”的逻辑里，认为十年寒窗，如果博士毕业不从事这方面学术，那就很亏，或者是浪费了时间。这种人往往很不开心，因为ta觉得自己“一定要达到某个目的”，而这种思维其实就是资本主义逻辑告诉我们的。付出一定要有回报，然后加倍努力去得到更大回报，这个过程中其实丧失了很多探索的乐趣。

我们有什么办法去抵抗，或者挑战这个体制呢？我个人觉得是很困难的。这整一套逻辑是非常严密、闭合的，你不去别人也会去，资本总是能找到更年轻、更弱小的人来剥削。这一点就体现在美国的adjunct——“代理教授”体系。现在终身教职越来越少，大部分高校是聘请合同工。我有一个朋友在华大读了十年人类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只找到中部一所大学adjunct工作，ta一学期教三门课，工资和我们读博的奖学金差不多。你一旦进入adjunct轨道，就没有可能进入获得终身教职的轨道了，但是你如果不愿意做，大把人要去做。有更多年轻劳动力会取代你，导致你在这个资本主义生产链条上动弹不得，无法反抗。

很多人反抗的办法就是离开，我不觉得离开是消极的，离开需要巨大的勇气，之后可以去创造自己想创造的东西。但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被这样的生产逻辑所固定了，在不同领域都会遇到类似的事情，只能通过集体性的力量和反思去做更多挑战吧。其实性别研究系就是因为想要对一些大的结构发起挑战才成立的，遗憾的是，性别研究系成立之后自己也变成了它所反对的东西。我并不是否定性别研究系的成就，它的成立对传统学科是一种挑战和突破，但是在它体制化、官僚化之后，其实重复了既往的权力逻辑和相伴而生的问题。如果自己无法认同这种逻辑，可以考虑离开。

离开之后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继续做行动啊，做自己的组织，去不同的研究机构（不一定留在大学）……世界上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职业，考虑自己需要赚多少钱、承担多少家庭义务，可以用更开放的观点去看“出路”的选择。

Q2

1. 在三个不同机构一起工作的经验与收获？ 

我现在工作的三个机构，分别是做性少数、农村妇女发展、性工作者的。我做的题目是国内性别NGO的劳动和再生产，那不同议题的机构在国内肯定面临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策略，所以会选择三个不同的机构。这三个机构的发展方式、历史都不一样，但现在田野还在进行，信息太多，“经验和收获”等我梳理后，会通过《卡列班与女巫》播客阐释出来。

2. 如何能找到自己想加入的组织开始行动呢？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关注它们的公众号和微博，感兴趣的话就去做志愿者。做志愿者是最好的开始方式，因为我们都人手不够，大部分NGO都是依赖于志愿者才能完成一个一个项目的。无论是探索感兴趣的领域还是尝试未来职业，都可以从做志愿者开始。但也要注意劳动的强度，因为机构太缺人力了（笑），总希望实习生和志愿者能承担更多。考虑一下自己实际能付出的劳动是多少，一定要保存自己的心力、体力，不要用力过猛，才能可持续发展。

3. 在和不同NGO组织合作去推行性教育的经历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体会？在国内NGO工作或作为个人志愿者承担起性教育推广的当下，感受到的最大的发展阻碍或者困难是哪些？ 

我12年之后没有做太多具体的同伴教育，但和玛丽斯特普有各种合作，所以对性教育面临的情况大概有了解。性教育对每个群体都非常关键，但在国内非常缺失，同志群体的性教育也是很不足够的。早期做性教育的组织比较基于异性恋，围绕着异性的性与生殖健康。这十年内性教育组织在尽量推动内容多元化，但又因此面临新的困难。

性教育NGO主要想推动学校多元性教育体系，北师大刘文利课题组开发的教材（《爱与生命》）就是很好的示范，但是教材也被下架了。我觉得这套教材内容已经很主流了，还是会被家长反对，推广学校性教育教材最大的困难来自家长不接受，学校迫于压力也很少会让外来的公益组织讲性教育。

所以我觉得国内性教育比较困难的一是异性恋霸权的性教育内容，二是家长、学校层面的反对。

4. 针对同志群体的性教育会不会引起歧视呢？

会，所以也有不同的应对策略。绿芽基金会制作了儿童性教育的动画片《丁丁豆豆》，用各种新奇有趣的办法让农村的妇女姐妹给孩子做性教育，后面还做了桌游。我发现这个桌游的题卡非常注意用词，很少直接用到“同性恋”这样身份化的词语，《丁丁豆豆》动画片也没有提到这些词，会用更加委婉的表达，比如“男孩和男孩之间产生情感”。Ta们还会用反对性别刻板印象，反对歧视性别气质不符合传统的人去带出同志议题。

中国的性教育机构有很多智慧，懂得如何去冲破国内固有的权力屏障，去做这些事情。如果只看到动画片里面没有直接出现“同性恋”，很多人会批判ta们异性恋霸权。但其实背后ta们付出巨大的努力，在现实情况下尝试纳入多元性别的内容。针对同志群体的性教育在国内还是很敏感的。

Q3

“建立属于自己的社群，后天建立亲密关系。”可以弥补原生家庭的伤害，如何做呢？和酷儿宗亲（Queer kinship）的概念是否能产生一些连结？

原生家庭对我的伤害，早期我是很想去和解的，后来发现非常困难，那不如创造属于自己的家庭。原生家庭的伤害塑造了我们的现在，是自己历史的一部分，是无法被抛弃和否认的，而且看到、理解这种伤害对创造自己的亲密关系是很重要的。在同志社群里可以看到，我们对后天的亲密关系和社群的认同感更强，在自己认同的身份团体里找到归属感是很重要的。

后天建立的亲密关系，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在研究形式婚姻时观察到的一个社群：奇缘一生。奇缘一生2007年在沈阳成立，是为了帮助遇到婚姻压力问题的同志，帮ta们分析应对方案。我访谈发现，ta们的社群很有意思，男女同志经常在一起喝茶聊天，不像别的城市都是分得很开玩，男同志、女同志、跨性别等等都是单独玩的。可是在沈阳，由于奇缘一生服务的范围，男女同志通过形式婚姻建立了一种新的亲密关系联盟，你遇到问题我帮你解决。当然团体内部也不是一帆风顺，有吵架、分离，所有关系里有的东西都有。但是ta们身上展现了一种亚群体的力量。

这启发我们不应该执迷于一些既定的关系，所谓酷儿的激进性就在于，我们对于不是自己选择的，而是被指派的东西，会更有勇气去批判，主动地离开去创造新东西，因为我们本就是一无所有的，在这个社会我们本来就是边缘，没有什么可失去的。这也算是另一种福气吧！

Q4

在国内做研究会受到一定阻碍，我本来田野期间想找妇联的，包括一些国字头的妇女基金会，但由于我的美国高校背景，ta们对我比较怀疑，不信任。所以我就还是坚持立足草根的研究，不需要和太官方的组织发生联系。

听在国内任教的学姐讲述，我觉得国内高校环境确实不太好，性别研究很受约束，只能包装成别的东西去做。比如我朋友发表的一篇文章在学术期刊，做的是同性恋的研究，但这个词不允许出现，只能把“同性恋”写成“亚文化群体”才能出版。现在国内高校里很多英文原版教材不被允许使用，所有教材都要用国内出版的。指定教材不能按照哪本最合适来选，而要遵守这样的规定。

希望国内的环境能够变好，目前来看限制还是挺大的。

Q5

如果「交叉性不是身份的叠加」，那我们要怎么理解「交叉性」呢？怎么理解中美对身份不同的认识论？如何看待身份的出柜（不单单指性取向）？身份的认同怎样影响了运动策略的选择？

关于交叉性，在美国学界也有很多批判和讨论，主流的理解认为“交叉性”是同一个人拥有不同身份，这些身份都对ta产生影响，因此ta会在不同层面有特权或被压迫。“交叉性”并不是简单的1+1=2的关系，因为不同身份对一个人的影响也是相互作用的。

交叉性最早是法律学者 Kimberle Crenshaw提出的，她在研究美国黑人女性的家暴问题时提出，黑人女性面临的家暴问题和白人女性是不一样的，因为她们既是女性，又是黑人，面临双重的困境（double jeopardy），在黑人社群里面临男人对女人的压迫，又面临整个美国社会对黑人的歧视。这样双重的身份导致她们更加弱势。

图源｜视频：Kimberle Crenshaw 谈交叉性

亚洲文化或中国文化，我们对人的理解是整体性的（holistic）。拿中医作比方，中医认为人牵一发动全身，每个器官都是相连的。由此推到中国人的社会性，中国人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家庭、单位、整个社会……所以不会说一个人是女人、是同性恋，用单纯个人的身份去定义她。欧美对人性的理解和中国发源自不同的认识论传统，欧美产生的理论不能直接套用到中国的文化语境。

又如我做的形婚研究，如果以欧美同志运动主导的对LGBT的认识，对“形婚”只能是批判的，认为ta们进入了另一个不平等体制。这也是现在主流的同志社群对形婚的批判，认为ta们落后，重复了压迫和伤害。

但我在研究中发现，我的访谈对象对自己身份的认识是非常复杂的，性（少数）身份只是ta们众多身份的一小块。有时候ta们作为家人/儿女这方面的权重更大，性少数身份没有这么特别，ta可能更在意自己在社会被看到的状态。这种情况与现在我们所说的要出柜、要彰显自己的LGBT身份是有矛盾的，不是说ta们不认同自己是同志，而是说作为一个人，ta们在中国的社会里想要达到的状态，并不是只通过出柜就能解决的。

我认为基于身份政治的东西是有局限性的，身份政治的运动很难团结到和你不同身份的人。我们说“交叉性”，可是没有能点出我们共同面对的一些挑战是什么。如果只说自己的某一个方面的身份，就失去与别人共情的机会。比如女权的可见性运动，是以诉说自己的创伤为主的，记录我们的人权是怎么样受侵害的。我们讲述的都是自己的受害经验，想要引起共情，但这样的讲述方式会塑造一种二元的，非黑即白的图景。我觉得还有更多的诉说方式，不一定是欧美这种基于个体的，个人主义的叙事。

Q6

性别研究拥有自己的方法论吗？如果把性别研究看作一种适用于不少学科（比如人类学、社会学、发展学）的视角，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性别研究作为一个系，关注边缘议题、少数议题、交叉性，核心是权力问题。性别研究是跨学科，不同的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可以用，我用的是田野观察和民族志，这是人类学的方法。我有同学是文化研究，做文本分析，也有朋友是用历史学方法的。我们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但作为一个系，我们研究的核心价值是共通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一个系，这个系是我们的精神所在。我之前在港大在社工系，我的研究核心价值和其ta人是不同的，所以我很孤独，感到无法融入。性别研究系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体制化了，把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核心是去探索性别权力不平等。不同学校的性别研究系有不同的侧重点，一些学校侧重文化理论，我们系使用更多的是人类学方法。

但是我们研究的东西比较细，又不是传统学科出来的可以去教方法论，美国只有20个学校有性别研究的博士点，所以毕业后找教职会困难一点，但和志同道合的人在性别研究系里做研究是非常快乐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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