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学速递 Vol.09｜橱柜里的拟剧：形婚、同妻和彩虹家长
封面｜纪录片《彩虹伴我心》
作者｜Fredie，竹子
编辑｜Meng
排版｜小金
欢迎来到青言新栏目！
本栏目将定期从性/别主题的学术期刊中，抓取最新的、反映本土经验的人文社科领域研究。
每期，我们将会围绕一个主题进行汇编，整理相关研究的内容与方法，期待与性/别研究者或兴趣者共同分享相关研究的选题与操作方法。我们也欢迎大家提供感兴趣的议题，分享交叉性话题下的独特经验。
酷学速递 Vol.08 和 Vol.09 两期，将围绕“性别表演”理论（Gender Performativity）分享相关研究，分别探究电视传媒与家庭场域中的酷儿“表演”。希望由此呈现出当代中国酷儿所身处的性别表演困境，并关注觉醒酷儿与社会现实之间与日俱增的张力。
在Vol.08，我们关注大陆媒介呈现里的酷儿女性身影——从《超级女声》到《创造101》，再到《青春有你2》，电视传媒文本中的中国酷儿表演，有哪些具体表现和与现实存在龃龉的部分？看起来性别表达很酷儿的女性，在性与性向认同上到底是不是真的酷儿？这种高度商业化、去女同性恋化的酷儿流行文化和性少数真实处境之间的断裂为何令人担忧？
酷学速递 Vol.08｜台上酷儿一分钟，台下“直女”十年功
（点击图片获取全文）
除了大众传媒之外，家庭自然是酷儿身份最受关注的场域，包括代际之间的关系和核心家庭的组织形式。在异性恋主导的社会结构和儒家孝道伦理的影响下，许多同性恋者选择采取“形婚”策略，进行协作式表演；而部分男同性恋者选择“骗婚”，“同妻”作为男权与异性恋制度双重霸权结构的受害者，其具体而微的处境也需要被进一步探究。以上两种现象都是针对同性恋的社会污名催生的产物。
近年来，以「同性恋亲友会」（现更名为「出色伙伴」）成员为代表的彩虹家长的出现，则预示了中国新家庭主义的趋势特征，即：更以子辈而非父系原则为中心的同时，代际间的依赖、团结和亲密关系更为显著。Ta们为同志平权创造了积极的可能性，但也存在一定规范性局限。
本期三篇质性访谈研究文献的对照阅读，将丰富我们对性少数个体、受其影响的关系群体，以及当今中国家庭模式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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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探讨的主题是——
酷儿“表演”：在家庭场域的呈现
核心问题是——
家庭场域中的中国酷儿表演，
有哪些具体表现和现实张力？
“同妻”在一夫一妻制异性恋家庭之中
抵抗的动力和改变的能动性
彩虹家长如何“入柜”后“出门”，
Ta们争取平等权利的力量来源是什么？
...
《制造夫妻：中国形婚群体的剧班协作、达标表演与身份失调》
Manufacturing Couples: The Teamwork, Reluctant Performance and Identity Dissonance among Formality Couples in China
[作者]
丁依然、董晨宇
Ding Yi-ran, Dong Chen-yu
[关键词]
形式婚姻; 剧班; 达标表演; 身份失调; 自我呈现
formality marriage; team; reluctant performance; identity dissonance; self-presentation
深度解读形婚群体的日常关系与交往，
探讨同性恋者面临的污名与压力
本文是关于中国形婚群体的一项质性访谈研究。作者使用了欧文·戈夫曼的“剧班”概念——形婚是同性恋者为了“融入”主流人群而进行的协作式表演，通过对异性恋夫妻的想象，在线上、线下建构夫妻身份。
【剧班（The Team）】
“剧班”是指个体正式或非正式地集结在一起而成为一个行动群体，其成员通过任何可获得的手段追求相同目的，合作维持一种特定印象。在戈夫曼的论述中，“剧班”主要被用于表达表演工作的特征，而非表演者的特征。
形婚剧班的目标则恰恰是对表演者自身性别特征的反向演绎，双方需要按照标准参照群体(此处是正常夫妇)引导个人活动。对于形婚群体而言，这不仅使得个人的伪装行为变得更为复杂，也迫使合作双方协作承担不可见污名暴露的双重风险。
爱酷电影周《婚礼故事》（2021），讲述了一位男同性恋者与女同性恋者为了给家人一个交代，决定在疫情期间以在线的形式举办一场形婚的故事
｜图源：豆瓣
通过对15位形婚者的深度访谈，研究发现，“想象夫妻”与“达标表演”是被访者普遍采用的表演策略，伴侣和双方父母都是参与者。形婚者在婚后会面临多重的身份失调和社会压力，达标表演则可被解释为失调后的一种自我调整策略。由于性少数身份线索在社交媒体上更为可控，表演也会延续到线上，有时会作为线下表演未达标后一种补偿形式。
从访谈文本中可以看到，形婚作为一种伪装手段，复刻了性别刻板印象，更接近同性恋群体对主流性别秩序的妥协而非反抗，其中还体现了男同和女同群体之间互相存在的偏见，乃至“即使离婚，也强于单身”的鄙视链。因而，作者也认为，形婚是孝道伦理下中国同性恋群体应对社会压力的策略性解决方案之一，但它只是解决问题的起点，而绝非终点。
《妇女研究论丛》「制造夫妻：中国形婚群体的剧班协作、达标表演与身份失调」
（点击图片获取全文）
《“凤凰”涅槃：中国的同妻、骗婚和反抗》
A “Phoenix” rising from the ashes:
China’s Tongqi, marriage fraud, and resistance
[作者]
曾玉霞
Tsang Eileen Y. H.
[关键词]
中国，骗婚，死灵政治，酷儿研究，同妻
China, marriage fraud, necropolitics, queer studies, Tongqi
为摆脱中国酷儿死灵政治的“缓慢暴力”所做的努力，
代表了她们对自己身份的勇敢回归
遭遇“骗婚”的同妻，不仅面临因艾滋病和其他疾病带来的身体死亡的风险，而且还因活动范围受限、亲属疏远和异性婚姻身份失效而遭遇心理死亡。本文使用“死灵政治”（necropolitics）中社会性死亡的概念，以理解婚姻和社会性别相关的法律，是如何将这些功能失调的社会单元固化。
【死灵政治（Necropolitics）】
Achille Mbembe在2003年第一次提出「死灵政治」的概念：运用社会与政治权力决定一些人应当如何生存、另一些人必须以何种方式死去。
主权的最终表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定谁可以生谁必须死的权力和能力；行使主权就是对死亡进行控制，不仅仅包括直接造成对方死亡的权力，还有使Ta人死亡的权力。所以它包含各种政治性的暴力，比如有能力造成社会性或民事性死亡，或者有权利奴役Ta人。「死灵政治」常被视作福柯「生权力（bio-power）」与「生命政治(bio-politics)」概念的延伸与扩展。
过往对中国同性恋者的社会学研究，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同妻”及其抵抗的动力和改变的能动性。本文作者访谈了中国东北地区的59名“同妻”（她们的丈夫均为同性恋性工作者），其中12位受过教育，47位受教育程度较低——研究结果发现，前者比后者更有抵抗能力和生存韧性。
电影《誰先愛上他的》（2018）｜图源：豆瓣
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重点关注同妻作为个体对“骗婚”的感知、解释和反应；第二部分考察了社会文化互动如何促成了同妻的困境；第三部分探讨了当前的离婚、监护权判决和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政策等法律与政治制度，如何影响同妻想要离婚并重新开始人生的努力。
不过，作者最后也强调，片面强调同妻所面临的困难，只会继续加固那些将同性恋视为对中国价值观的威胁的社会与文化政策。如欲改变现今社会对同性恋者的污名化和异化，则须构建以下共识：消除社会偏见，是全体公民应共同投入的目标。
《彩虹家长与当代中国同志（LGBT）行动主义的家庭模式》
Rainbow parents and the familial model of tongzhi (LGBT) activ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作者]
魏伟、阎云翔
Wei Wei, Yan Yun-xiang
为孩子争取平等权利和个人幸福，
同时也驯服Ta们的同性恋欲望，
是彩虹家长行动主义的“一体两面”
本研究以多年来对中国三十多位「同性恋亲友会」工作人员及“彩虹家长”参与者的质性访谈为主要素材。在过去十年中，这些异性恋父母作为草根行动组织的参与者，在公共领域倡导同性恋权利。在新家庭主义兴起的背景下，Ta们战略性地利用为人父母的文化资本来吸引公众并与国家进行谈判。Ta们的倡导工作导致中国大陆出现了一种新兴的 LGBT 行动主义家庭模式，其特点是：父母和同性恋孩子之间的密切合作，以家庭关系而非性关系为中心，将 LGBT 行动主义纳入新家庭主义的话语和实践，以及从酷儿群体的对立身份政治转向与整个社会合作的公民参与。
【新家庭主义（Neo-familism）】
自新世纪初开始，一种新的家庭主义开始在中国兴起。这是一种家庭利益大于个体利益的价值观。但与传统家庭主义不同，新家庭主义已不再围绕祖宗崇拜，家庭利益也不再是光宗耀祖、传宗接代，有了一种全新的成功标准。这种新家庭主义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更延伸影响到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和道德取向，且越来越与国家发展紧密关联在一起。
《Chinese Families Upside Down:
Intergenerational Dynamics and Neo-Familism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2021）
研究详细梳理了彩虹父母所经历的自我道德转变的多阶段过程：第一阶段是父母“入柜”的心理痛苦，转而理解孩子的性取向及其所面对的社会偏见和生活挑战，通过对孩子无条件的爱和帮助孩子的决心，来克服负面情绪；第二阶段，父母开始试图与亲戚分享Ta们的感受并从家庭成员那里获得道义上的支持；第三阶段是Ta们被纳入由彩虹家长组成的新道德社区，完成自我身份认同；第四个阶段是一个或多个“社会出柜”事件，即带着「彩虹家长」的新身份回到各自的社交圈。然而，这个四阶段模型并非线性和顺序的，未完成最后阶段的“影子彩虹家长”仍然是大多数。
值得注意的是，彩虹家长理解子女的驱动力仍来源于中国家庭文化中父母身份的道德权威和文化资本，Ta们往往更关注家庭和谐带来的积极社会影响，而不是个人的性政治。Ta们愿意采信性取向的“天然”差异，但对家庭生活中同性恋关系的期望（包括传宗接代的目标）仍然与异性恋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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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列表（按本文发布顺序）：
1.丁依然,董晨宇.(2021).制造夫妻: 中国形婚群体的剧班协作、达标表演与身份失调. 妇女研究论丛, 2021(06),87-98.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LAST2021&filename=FNYJ202106008&uniplatform=NZKPT&v=XOQb-Ha4Lm8vbPLrWRzJGjfyKSQb3VSDv0rDNux0yZZNBHranWiiehKpwsp-_SaL
2. Tsang, E Y.H. (2021) A “Phoenix” rising from the ashes: China’s Tongqi, marriage fraud, and resistanc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72(3), 793-807.
https://doi.org/10.1111/1468-4446.12812
3. Wei, W. & Yan, Y.X. (2021) Rainbow parents and the familial model of tongzhi (LGBT) activ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53(5), 451-472.
https://doi.org/10.1080/21620555.2021.198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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