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口述史的这些年｜口述史系列共学

封面来源 | 网络

作者 | 小方

编辑 | Meng

排版 | 小金

自2009年起，同语开始进行拉拉社区发展口述史的记录工作。

在一期工作中，我们把目光投向了北京拉拉社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十多年间的变化发展，前后共采访社区活跃人士44人，考察了9个民间小组与活动空间，通过重要的历史事件、积极个人与标记性的时间点来拼接出北京拉拉社区发展的大致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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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亦有其他机构和个人开启了不同主题、不同特点的同志口述史项目。本次共学邀请到了在中国大陆开展了多年同志口述史项目、拥有丰富经验的嘉宾，Ta们直陈项目推进过程中的机遇与挑战，也分享个人的思索，Ta们是：

阿山

50后，曾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后任职于跨国公司从事管理工作，现已退休。2008年起参与「同性恋亲友会」志愿工作。2014年底发起「广州老年男同志口述史项目」，现为该项目召集人。关注LGBT人群家庭接纳、社会能见度、老年同志生存状况等权益议题。

大头

前媒体人，现在在家写小说。2005-2010年在拉拉杂志《Les+》做志愿者，期间采集、编纂了一系列拉拉口述故事。2021年加入「同语二期口述计划」，希望通过性/别社运主题的口述史项目对过往经验进行总结与反思，并同大家探讨未来前进的方向。

2008年以后，从时间、空间、运动发展形态等维度来看，拉拉运动已经在更大地理范围内展现出各种新的趋势与变化。因此，同语于2021年正式启动了口述史第二期，旨在记录2008年至今拉拉社区与社运的新发展

本文为此次口述史项目共学的回顾报道。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同志社群的历史口述如何折射出十余年来时代变迁、社会思潮、生存环境的微妙变化，以及各种因素对社群发展的实际影响。

I

   阿山：

广州老年男同志项目

「广州老年男同志口述史项目」于2014年11月开始筹备，由阿山和高校历史系老师共同发起，Ta们在项目里承担不同的工作职责。「广州老年男同志口述史项目」的初衷是提升老年同志群体的社会可见度。负责人希望遵循口述史的规范方法，因此在项目设计阶段，Ta们参考了国外经典口述史实用手册和理论书籍，从中学习如何寻找受访者、采访、整理录音、处理录音和文字稿、传播，以及如何进入公共领域引发社会讨论等一系列实操技能。

2015年，从寻找第一个受访者开始，项目正式启动。团队由四个小组组成：

然而，项目实施的过程中遭遇了重重困难。首先面临的困难就是寻找受访者：第一个月，有两位受访者响应，这与先前在港台的经验相比，已经是比较多的了。但随后，寻访工作就陷入了瓶颈。寻访组志愿者尝试去KTV、同志线下活动、“渔场”等场所寻找和邀请受访者，却屡屡碰壁，项目也没能够按期结项。第二个挑战则是团队志愿者人员变更带来的经验者流失——当进入整理人物故事和文稿编辑阶段时，第一批志愿者几乎都离开了。

“渔场”：早年同志群体对活动场所的隐晦称法，比如同志浴室、同志酒吧以及公园等都被统称为“渔场”；图为《孽子》（2003）

如果说先前的困难尚可以人力应对，而后社会环境的变化却让阿山和团队更加举步维艰——之前取得联络的出版社停止了口述史的出版计划，过往维系的资源纷纷被切断，传播空间也逐渐被压缩…… 舆论的紧收与社会环境的越发逼仄使得项目没有办法按照预期推进下去。

因此，阿山和团队不得不重新规划「广州老年男同志口述史项目」的整体进程，回到“提高老年同志群体可见度”的初衷，继续探索以其他形式推动项目的可能性。

2017年，上海澎湃新闻平台「Sixth Tone」发布了一篇关于中国同志老年生活的报道，阿山亦是其中一位故事主角；同年，中国环球电视网英语频道CGTN邀请阿山参与制作节目《以爱之名》，以嘉宾的身份回溯多年投身于权益倡导的私人故事。镜头前，阿山止不住流露出作为老年同志在寻找身份认同的坎坷过程中的孤独与挣扎。可另一方面，在亲友会和老年男同口述史项目的工作经历，也让他结识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并感受到社群的力量。在《以爱之名》中，阿山呼吁社会对老一辈同志群体给予理解与关注。

CGTN节目《以爱之名》

一边有意识地寻找传播机会，一边推进着一个个访谈与故事写作。2020年，「广州老年男同志口述史」的部分成果刊发在第38期GS杂志《故乡》上。广州地区老年男同志的故事经过了五年的酝酿，终于能够以出版物的形式面世。

2020年后，受到疫情影响，广州的线下访谈也只能暂缓，最近项目处于悬停状态，但团队还是希望能在同志平权方面尽可能做些努力，也期待大家能够更多地关注「广州老年男同志口述史」及其后续项目。

II

大头：

对拉拉口述故事的反思

第二位嘉宾大头结合早年个人采集、编纂拉拉口述故事的经验，分享了许多对「口述史作为一种方法」的个人反思。

2021年，大头加入了「同语二期拉拉口述史计划」，在团队共学中了解到口述史编写和学术研究之间的重大区别：学术研究是一个用知识建立标准和规范的领域，而不使用这套规范的人，则不被认可为这个系统中的一员。而口述史作为一种方法，与研究很不同的一点，可能是它独特的现实面向：需要直接面对听众、面对社会；被记录下来的首要目的是要立刻给当下的大家看到，而不是成为被后人反复咀嚼的研究材料。中国也有许多作家在做类似的事情——文革之后有冯骥才撰写的《一百个人的十年》；1998年出版的《绝对隐私：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录》则掀起了“口述实录”文体的热潮。

大头在媒体工作时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口述史的访谈。作为媒体人，Ta会有面对听众的自觉意识，也会有一种深刻、迫切的社会责任感，要求自己去关注弱势群体的声音与身影。在职业追求的驱动下，大头与《Les+》杂志的创始人之一Sam决定做一个拉拉的口述史，收集那些能让酷儿女性看见彼此的故事，从而感受到对方与自己的共同点，以情感共鸣的方式将社群联结起来。

图为《Les+》杂志第27期

大头亲手操作的第一个口述故事的主角是一位50岁的拉拉。当时她觉得很受鼓舞——“这么大年纪还在当拉拉”。后来又采访了一个“想变性的人”（当时还没有「跨性别」这个词）。在社群里进行口述访谈的经历，让大头了解到“每一位社群成员的人生都是如此跌宕起伏”，大头希望能够挖掘出每一位被访者身上具有“代表性”的独特之处，而不是只听个人谈恋爱后分手这样的故事。

大头也分享了一个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口述：一位女同因为她“非主流”的性倾向，个人生活被母亲严加管控，后来母亲去世了，她很感慨，说“以后我终于可以再交女朋友了”。这个故事中呈现出的非异性恋性取向和原生家庭关系交叉的面向给人很大触动，大头相信，这位拉拉的故事同样也能够打动社群——在口述史的工作中，如何看到个人，又如何从这些故事中找到和社群、社会的联结，是最重要的。

III

Q&A

阿山：我们是做老年同志，最开始设想是做生命史，从出生与原生家庭讲起，一直讲到现在。为什么要设计在60岁以上呢？因为14年我退休，正好是60岁，按照中国的标准算进入老年，我是1954年出生，包括青春期/性觉醒/婚姻这都是覆盖（在这个时间段）的。我们希望能涵盖从1949年起，共和国历史，包括文.革、改革开放之后的种种，以LGBT社群这个切片，进入一个城市的历史。它的发展肯定是不能摆脱LGBT人群的。如果我们去讲光辉历史而不讲LGBT这个社群的遭遇，或者说Ta们对社会的贡献，那这个历史是不完整的。我们只有清楚过往哪些经验是需要被改变的，才能目标明确地去做倡导。比如要倡导同性婚姻，就可以介绍这些老人家的故事。我们虽然侧重历史，但其实是希望将历史作为抓手，进入公共讨论、进入现在。

大头：可能现在以一个项目的方式去做更行得通了。但是在当时，我的主题就是拉拉啊，听上去（是）很大（范围的人群），但是在当时其实是很少的。当然现在做的越来越多了，我会觉得可以细化。包括广州老年男同志，我觉得这更多是一个人群的范围。我觉得我的操作方式可能是在开始没有寻找一个主题，但是有意识地在访谈的具体过程中发现Ta与社群、社会的关联。我觉得是有什么资源做什么事情，有一个开放的态度，为了我们的初衷，为了被谁看到，而不是一定要采用什么方法，我对于这些方法是不以为然的。我更喜欢个人的方式，也不喜欢称它为项目，因为那就意味着方法。

大头：可以看看同语拉拉社群口述史，也有不同。做项目其实是需要资源的，有资源的机构和学校需要付出很多，才能够完成这样一个完整的项目。比如，毫无疑问男同志的资源要比拉拉多，在学术研究和媒体报道里也更多地成为被书写的对象，拉拉是更不可见的，这不是一个现在才有的事情。我觉得能做下来一个项目这样的事情，背后还有很多看不见的因素。

阿山：我们不做评判，因为我们只是倾听者。我们的态度表现在我们如何使用这些材料，比如一个研究如果讲到老年同志如何处理自己的婚姻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到这些材料，在这时候把自己的观察、概括、观点呈现进来。比如很多拉拉对于男同志走入婚姻是一棍子打死的，但是我对这些声音也不做批判，因为这里面其实就是涉及到太多时代的束缚。比如什么是道德，当时就是“年三十家家吃饺子，你也得有”，不是一个“你是一个骗婚的渣gay”一句话能概括得了的。

大头：其实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没有评判，我也能理解Ta们的立场，但是作为一个传播者，可能需要思考这样的观点让别人看到会怎么想、传播开来会不会有什么影响，这是传播者需要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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