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性诉讼、法律法规新动态、引爆舆论的新闻事件、国际声音、研究成果……我们为你打包了一整年的权益大事。上篇为大家介绍2020年国内国际多元性别领域的舆论要点和学术成果。

一个不道德的行业，恰恰由基于偏见和歧视的某种“道德”养活；一个限制人身自由、施加躯体和精神暴力的机构，恰恰以矫正和治疗的面目自居。即使在跨性别已经在国际层面去病理化的如今，跨性别者仍不断以悲剧的方式被看见。尤其对于未成年跨性别者，原生家庭、监护制度反而制造了难以逃避的伤害。

目前HIV感染者只有终生每天在固定的时间用药，才能保证免疫力维持在正常水平，避免进入艾滋病发病期，一旦断药，HIV感染者，包括其中的性别少数群体将面临巨大的健康风险，同时还可能因为暴露疾病和性/别身份而遭受严重的污名和歧视。在疫情中，跨性别者同样面临断药危机，而由于其社会关注度远不如HIV感染者，更加缺乏药物渠道和政策支持。

我国政府曾在多个场域中表达了同性婚姻不符合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的观点。在国内，2019年8月21日，法工委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2]上指出“我国现行婚姻法规定的一夫一妻制是建立在一男一女结为夫妻基础上的婚姻制度”，该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亦不承认同性婚姻的合法性。因此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维持了现行婚姻法规定的一夫一妻制。

此次《民法典》的编纂没有通过同性婚姻并不令人意外。但在《民法典》编纂的过程中， 多元性/别群体希望借此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让我国政府和社会大众都能了解这一群体的诉求。2019年12月20日，法工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修改状况及公开征求意见的情况，提及“共收到198891位社会公众网上提出的237057条意见和5635封群众来信，”社会意见“主要集中在完善近亲属的范围……同性婚姻合法化等方面。”虽然这数十万的意见并非都是有关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诉求，但能够被法工委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提及，就已从侧面说明有相当数量的公众意见涉及了这一点。

我国政府倡导公众参与立法，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就是这种立法方式的集中体现。然而，在面对多元性/别及性别友善社群提交的上万条有关同性婚姻的建议，立法者却表示虽然听到了这些声音，但这些声音“有组织”、“内容一样”、是“复制黏贴”，似乎因此就可以不予重视，这是有悖公开征求意见的初衷的。即使提交的意见确实内容一样，但能有如此多的公众参与，本身就是民意的体现。

《民法典》未纳入同性婚姻或伴侣权益的内容，这个结果社群并非完全不能接受，但打击民众参与立法的热情，就值得商榷了。

这一事件中，酒店工作人员和防疫人员均有一些不妥行为。首先是酒店隔离政策不应因性取向而有所区别对待，其次是酒店不应泄露当事人隐私，最后是防疫人员的言论具有歧视性。这一事件在微博曝光后，得到了解决，展现了舆论监督的力量。疫情当前，防疫工作至关重要，但在工作的过程中也要注意方式方法，保障每一个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人格尊严。

一切尽在不言中！

此事件之所以在网上一度产生巨大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几乎集合了所有与同性恋有关的争议问题（除了代孕）。尤其是本来就和“同性恋”这个词绑定的若干联想，一下被这一事件激活。在我国，对“同性恋”这个词的联想大概是这样的：同性恋→男同性恋→滥交→艾滋病→同妻，近几年又从“艾滋病”里面分出了一支和“同妻”并列的“带坏未成年人”。这一流行的“同性恋歪理链”对男同性恋之外的同性恋群体形成了歧视和忽略，同时也内置了关于男同性恋的多个污名。

这届CSW黄了对多元性/别议题倡导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在以往，公民社会可以在会场门口对成员国代表进行游说，影响其在会议中的态度进而影响每届会议的成果性文件。这次《政治宣言》（经过预谈判）直接代替最后的成果性文件，意味着即使没有疫情也不会有现场谈判，这一倡导方式毫无用武之地。其次，公民社会还可以通过丰富的边会/平行活动猛刷存在感，提升能见度。“LBTI小分队”作为多元性/别倡导主力的，主要的倡导方式就是在更广泛的“进步派妇女大队（Women’s Rights Caucus）”中推动LBTI议题。

在另一个重要边会——“大厅会议”（Town Hall Meeting）中，多元性/别倡导者还能和联合国秘书长直接对话。没有存在感、没有能见度、没有参与性……在这种“只开一天，延期无望”的情况下，这些倡导方式都没有了运用的空间，多元性/别群体在这届CSW中彻底失声。

在本次报告的编写过程中，仅有一家国际组织和一位研究学者（以个人身份）向独立专家提交了以中国为主要对象的相关研究材料。中国本土的草根公民社会组织或研究者并未提交信息，整体上中国的参与度十分有限。报告中援引了中国的民间调查数据，指出，中国25个省份的169家心理咨询或相关医疗机构中，提供扭转治疗的机构有107家，占63.31%，其中公办医院49家，私人心理诊所58家，约半数的“矫正”术提供单位是公立医院。

不同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病理化不是自然如此，而是历史的结果 [2] 。从20世纪中叶开始，性多样和性别多样性开始被认为是人类正常发展范围的一部分 [3]，这个过程与其在国际分类之下被从精神健康诊断中剔除的过程逐渐吻合 [4]。

会议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成员国及机构代表一致认为，应该尊重不同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反对歧视和暴力。在这一国际共识的背景下，本土化实践仍有很大空间，需要去回应和保障性／别多元人士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保护每一位公民免受身心暴力的损害。矫正所谓“矫正治疗”，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