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发言人：

老高

（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硕士）

“异国文化和网络空间，

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身份是很多因素建构的产物，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于亲身经验、总体文化以及个人或者群体和大众媒介的接触。个人和群体的身份往往是非单一的，比如——

我们假设上图是一个“隔壁老王”，ta是一个公务员、中国人、中年人、丁克、性别酷儿、王氏家族一员或者一只兔子。众多因素碰撞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个体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和改观。社会中的性别少数群体也不例外。曾有学者提到，全球化以多种相互关联的方式影响着性与性别身份，这样的背景似乎也使得身份研究变得越发多元，具有“交织性”的特点。其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当前西方对于中国LGBT的研究往往将中国大陆的“恐同”现象归结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却忽略了传统文化是经过社会建构的。就像一直笼罩在东方学上方的迷雾，大家以为看见了全貌，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其次，华裔LGBT群体在欧美国家的离散身份研究占据当前的主流地位，然而很少有学者关注旅居在非西方国家（比如日本）的中国性少数群体身份认知的变化。

最后，虽然有研究讨论了社交媒体的网络赋权和去污名功能，但关于线上媒体如何建构中国LGBT身份的研究还很稀缺。

基于以上三点，我前往了位于东京新宿二丁目的全日本乃至全亚洲地区最大的一个LGBT酒吧夜店聚集区。在那里，我做了5个月田野调查，并对20位LGBT伙伴进行了一对一的深度访谈，希望讨论中国年轻的性别少数个体在非西方背景下如何获得更流畅的跨境体验，以及在故乡和当前居住地之间的多种线上和线下的社会关系中如何看待和反思自己的性别身份，同时希望可以为将来关于中国性少数群体的身份研究和探索提供参考。

东京新宿二丁目 歌舞伎町一番街

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没有区分同性恋或异性恋，这两个词都是舶来品，但是这并不代表不存在这样的群体或者同性/异性/多元性行为。比起被划分为同性恋或异性恋，个体首先是家庭和社会的成员。有学者提到相较于从国家政策环境受到的压力而言，中国LGBT个人的压力主要源于家人，尤其是父母。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同性恋身份一直受到 “双重 ”壁橱 的影响，即异性恋和同性恋之间的二元对立，以及是否履行传统家庭角色义务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无法履行传统家庭和性别角色价值观下的家庭最重要职责——传宗接代，同性恋的身份就会被视作威胁。

不过，目前的传统似乎发生了一些改变。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中国传统家庭结构的变迁，LGBT个人和家庭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传统的孝道在一些家庭中不再是紧窒的道德绑架，而具备了更有弹性的交流空间。学者阎云翔（2017）将中国新家庭主义的主要特征概括为家庭重要性的重新提升、代际关系的转变、性别关系的变迁。尽管家庭价值仍然位于个体价值之上，但是人们更注重个人的幸福。在我的受访者中，很多人表示，比起传统的宗族观念（七大姑八大姨），ta们自己和双亲组成的家庭更为重要。另外，我的受访者为自己的各种身份排序的时候，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作为独立的个体比作为父母的孩子更重要。

在中国的关系社会中，基本的行为规则是创造“圈子”（边燕杰，2011），“面子”在“圈子”中拥有很高的地位。孩子或者亲戚是LGBT的事实可能导致家庭其ta成员被排除在某些圈子之外，或者在亲密网络中失去体面的身份，导致某些关系破裂。这种对“面子”的保护也是LGBT个体在家庭生活中的一种责任。不过，家庭话语也带来了新的机会。从当前的许多经验来看，家庭也从维护传统的出柜“阻碍”，变为了推动多元性别平等可以发动的重要资源。

李安电影《喜宴》剧情，男主角为同性恋，正筹办形婚

近年来，在作为非西方国家的日本，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大家普遍觉得日本对性别少数群体的可见度和包容度有所提升（比如友善政策的出台和民间行动的效果），但实际上，LGBT仍被主流社会定义为“他者”。一些政治精英保持“恐同”的态度，认为性别少数群体无法生育，不能给社会带来贡献。并且在日本，大家认为同性恋是一种习惯或者性癖好，是一个在私人领域讨论的问题，不能作为公共的议题被讨论。

以下几点是我的受访者提到的 ta们在非西方国家的离散的生活经验。

1) 由地理距离带来更加大胆的生活。即便在国内，大家如果没有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也会有一个更大胆的生活。

2) 我的受访者没有一个人曾经在国内参加过LGBT公益或者活动，但是到日本之后，ta们会更加积极参与平权运动或者活动。

3) 对性/别身份有了进一步认知。

4) 异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在日本居住时间比较长的受访者表示，日本的冷漠隐藏在宽容的表象之下，作为一个异国人在这样的环境下感到孤独，也逐渐变得更善于隐藏自己以适应主流社会。

议程设置理论指出，当一个人来到新的环境，包括现实环境和认知上的环境，就会对于某些议题的了解处于认知真空的情况，因此会转向大众媒介寻求指导，依靠新闻、报纸社论、线上媒体观点（当下）等获取信息。导向需求和不确定性是影响议程设置发生的主要因素。然而大众传媒塑造的环境并非真实的环境，而是经过筛选映射的拟态环境。

面对身份认知等抽象议题，大家更会依赖媒体来减少内心的不确定性。对于LGBT自身而言，由于公、私双重领域（学校、家庭的性教育，相关的法律政策规定等）对于性/别多元的信息缺失，媒体成为了帮助或者阻碍其发展自我意识的平台。性少数群体倾向于通过网络空间获得更广泛的与其身份和社群有关的信息，线上媒体甚至是许多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尤其是有关LGBT的信息）。一些受访者将其称为“在线性教育 ”。

LGBT在现实生活中往往缺少支援，社交网络可以为ta们排解焦虑，寻找社群和伴侣，建构自我身份认知，并且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Owens,2017;Wang,2019;Han et al,2019）。这是一个更加开阔的环境，被用以发展由孤独、抗拒、困惑、好奇心或对爱情的渴望驱动的线上友谊和恋爱关系。

网络还可以用来进行赋权与去污名化。例如，在线平台和社交媒体上的公共账户或主页可以引发社会关注，提高边缘化群体的知名度，并为建立社区提供积极支持，使得被传统媒体视为“禁忌”的话题和形象走入公众视野。通过在线媒体平台，边缘化群体可以提升ta们在国家未来话语空间中的份额和讨价还价的能力。

不过，来自线上媒体的性/别认知也是一把双刃剑。管理“非预期”的受众是社交媒体网站用户面临的一项挑战。LGBT群体在使用大众社交媒体时，为了保护自己的性别身份，通常会采取以下四种措施：分组可见，自我审查，屏蔽和沉默。在线约会平台的真实性也受到质疑，这包括用户的各类数据，如过度美化的照片、过度包装的个人资料，以及性取向。这种形塑自己网络身份的行为背后隐藏的想法可能是，ta们希望被主流社会认同为“普通人”。同时，由媒体设置的议程也在部分形塑割席与自我污名。

Q1：Zheng Hao

（澳大利亚博士在读，酷儿研究 /青年研究）

线上媒体和跨国性这两个研究方向有没有什么交叉？公演中提到，大家通过线上媒体交朋友、找到归属感，想问一下这和在日本做研究有没有互通的地方？

A1：老高

论文中有涉及国内媒体审查制度，双方的交叉性在于身处大陆需要科学上网，有些人无法获取海外跨国语境的内容。另外，现在很多研究注重欧美国家华裔的LGBT群体，在日的LGBT群体研究处于空白状态，所以我想看一下这样的研究背景会不会和欧美国家存在差异性。而且，中日都是东亚国家，受到儒家文化影响，因此想看一下在长久发展过程中，中日有没有什么区别。

Q2：小吕

（中学老师，从男同性恋到酷儿/腐男，看过一点书的性别研究爱好者）

可不可以谈一谈日本和中国的差异，中国的媒体现状，以及中国LGBT社团组织如何利用媒体，发展大众传播？

A2：老高

从媒体层面来看，日本的媒体审查制度相对宽松。在现在由媒体指定议程、引导对话的环境中，媒体忽略的方面就像不存在一样。日本和国内的主流媒体针对LGBT的报道都不太正面，但是日本会相对客观一些，比如会报道关于LGBT的友好政策。另外如NHK、日本电视台的主流媒体在某些特定背景下会对LGBT人群进行报道，并被受众看见，比如在为东京奥运会造势时期，正面报道多一些，平时数据式的报道会多一些，比如说在日本13个人中就有1个人是性别少数群体。

中国LGBT组织应该更利用b站或抖音这样的大众媒体平台发声。因为现在有些小伙伴利用小蓝和热拉（均为同志交友软件）做一些活动或者科普，但是受众只是性别少数群体。想提升大众的社会认知，还是巧妙运用更大众的平台好一点。

谢谢为我投票的小伙伴们！今天非常荣幸参与到学术分享会，有这次机会就已经很开心了，也从其ta小伙伴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希望相关研究发展越来越好，大家在一起就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