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力规则：三场学术舞台全部结束后，每位评审可且仅可pick一个最欣赏的研究。一位大众评审pick将为该研究+1个助力值，一位专家评审pick将为该研究＋5个助力值。

错过时间？有时差？没来得及报名？无妨，我们为大家整理了最最最详细的内容干货，本篇呈现的是第一天第一位发言并获得第一名的研究，一起来看～

发言人：赵茗煦（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硕士）

“如何从家本位过渡到公共行动？

同性恋亲友会呈现了一种孤岛与主流碰撞的方式。”

作为国内最大的性少数NGO，同性恋亲友会帮助父母和同性恋子女梳理亲子关系，并培养ta们成为亲友会的志愿者，参与到公共行动中。

从目前的文献来看，西方研究显得过于细化，虽然美国也有相关研究，但是多集中在家庭文化和宗教方面。在国内，魏伟等学者关于同志家庭的论文相关度较高，不过尚未见刊。

此前，李银河等学者多将性少数群体作为孤岛研究，本论文则 希望研究 ta们和主流社会的碰撞，因此选择同性恋亲友会，探究家长如何从不接受孩子的性取向到为自己的孩子奔走。

图源网络

这部分讨论了父母如何从心理崩塌的状态走到志愿者的位置以及同公权力的关系，简要陈述了家本位的困境、走向公共领域、家庭情感X行动者三个层次，在自组织与公权力的关系中，形成一种“夹缝之下的内化 ”。

2019年，爱成家成立并展开行动。这是我国平权运动史上第一次多组织联盟，希望通过父母游说人大代表，促进同婚合法的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与保守基督教话语产生冲突，采取举报策略进行应对，回击了对同性恋群体的污名，得到了宗教公众号封号的结果。

研究认为，这一行动案例体现了权力逻辑的内化，抱紧公权力，消灭微信举报，反而失去了和公权力对话的机会。法工委在否定同婚合法化提案时，其中一个理由是“这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一次行动”，体现了其对社会自发组织的恐惧。

在（前）现代话语中，父母相信性取向无法改变，如果歧视同性恋孩子，将给ta们带来身心健康受损等一系列问题。ta们希望通过“无法改变”的苦难话语，为孩子争取权利。这部分话语占绝大多数。而在后现代话语中，父母由于学习了酷儿理论等相关知识，认为主流文化是建构而来的，个体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

本次研究将刚才02、03两条线索合并，构成了一个2X2的联表（发言者认为还有待商榷）。横轴是身份认同，即父母/公民（私人领域/公共领域），纵轴是前现代到后现代，由此可以分为四种类型。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公权力的社会结构、权力结构的问题。

如果我们对塞尔维亚等非西方国家有一定观察，会发现ta们通过公共自组织的方式进行平权运动，政府也希望通过相关措施谋求国际对自己的合法政治承认。但国内存在对自组织的恐惧，对维稳的敏感，以及对国际人权话语的排斥，最后导致公共领域和后现代的模式在该结构压力下被推到私人领域和（前）现代的组合当中。

例如，一位心理咨询师母亲没有经历过儿子出柜的痛苦，直接以公民性的身份参与到亲友会当中，这方面的情况基本不会被呈现。从策略上来看，亲友会在工作的时候以家庭的话语切入，比如以作为父母如何保护孩子为出发点进行呼吁，这就让苦难叙事和家庭性身份认同得到最大面积的呈现。

 罗鸣老师（ 指导老师 ）：

赵茗煦同学文章的研究视角是一个关系的面向，一个结构性的视角，讨论了从出柜到公共参与的过程。这样的视角很有启发性和挑战性，挑战性在于如何运用关系的面向讨论性少数的议题。但是赵茗煦同学做了一个很巧妙的设计，以性少数群体父母的行动过程而不是心理过程为切入点，便可以使用关系的面向，结构性的视角。

赵茗煦同学在亲友会有比较长的志愿工作时间，所以其研究基于较长时间的田野过程，也可以从其分析的部分和细节呈现看出来。

赵茗煦同学记录的事实很有价值，因为事实本身比抽象的理论讨论更加动人，这部分对父母的行动过程有细致的呈现和启发性的分析。这样的研究不仅对于性少数的研究有贡献，在西方学术框架对中国现状有断层的情况下，同时对社会运动及其参与和参与机制都是有启发性的。这是这份研究很有趣的而且做的还不错的地方。

这份论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理论的讨论和分析之间的衔接还有一些不相容的地方存在。如果想做到衔接还是应该从事实出发。赵茗煦同学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田野资料，就可以从这些故事出发，做一个更紧密的理论对话。同时我对于赵茗煦同学以研究者和参与者的身份进入田野过程感兴趣，如果有可能希望赵茗煦同学可以在这个地方有更多的介绍。

 金晔路老师 ：

赵茗煦同学的研究是我所接触到的少数对大陆亲友会组织的批判视角研究，而且很具有建设性，比如将亲友会内部权力结构斗争和张力展露出来，通过访谈和观察将中国家长如何走进公民运动的过程呈现出来，展现了中国家长如何变成抗争者和参与公民社会的行动者。

同时，这篇论文对亲友会意识形态话语策略进行了非常精彩的分析。因为我一直想看到对这样一个重要的且有影响力的组织的批判性研究，这篇文章正好做到了，展现了亲友会的组织行动的复杂性，是一个成功的定性研究。看完之后，我们会对研究对象亲友会有更加多元复杂的理解，而不是重复已经知道的东西。

文章中的很多分析和看法都具有启发性，例如亲友会采用什么策略如何和国家公权力打交道，亲友会先天论的论调，而且这篇论文是脉络化地加以理解和分析，将这些放到整个中国大陆的脉络当中，让我们对熟悉的策略有了全新的看法，知道了背后的脉络原因是什么。

我们在做分析的时候，容易忘记放到特定的社会脉络当中，但是只有放到脉络当中，才会产生准确的看法意义。论文的另一个例子，亲友会网络举报行动，也做了详尽的分析。这篇论文将相关案例放到大陆的大的脉络之下，并讨论了其后果，比如网络举报行动通过公权力消灭异见者，反而巩固了公权力，失去了亲友会进行公民社会的对话的机会，将界定好坏的权力交给了公权力。

最后这篇论文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原创性和重要论点，即 “家庭公民苦难自由——亲友会的叙事维度 ”。这个分析很棒，可惜放的有点后，这个反而是这篇论文最具有原创性的论点，或许可以早一点提出来，将后面的讨论和访谈内容根据这个论点组织，可以让文章的论点更突出，结论分成四种的地方也可以往前一点，将重要的地方放到前面一点。

文献部分做的不错，参考资料蛮多，但是很多时候做华人社会同志酷儿研究，会用西方做比较的点，其实西方也是大家心目中一个很小的西方，所以在进行华人社会性少数研究的时候，可以用其它亚洲社会作为比较的起点，改变一下用西方作为参考点的视角。因为亚洲地区的（英文）酷儿研究非常丰富，本土语言会更多。因此我们可以将研究视角更多放在亚洲，比如东南亚南亚，也不一定是华人社会，但是都会有更多相似共鸣的地方。

图源网络

 吴利娟老师 ：

赵茗煦同学的论文很好，结论的框架部分可以提前，不过现在姑且作为结论看也有启发性。赞成前两位老师的看法，补充一点自己的想法，有点走出酷儿研究，放在中国的脉络下看。

赵茗煦同学总结的“苦难的维度”很有意思，多年前有人做过共产党基于诉苦策略的政治动员研究是否有相通的地方。这个诉苦的研究构建了新的阶级身份，突破了基于家庭和亲情的东西，使阶级的斗争和对立成为可能。亲友会志愿者话语策略中诉诸于苦难至少对部分同志父母有效，但是对更广泛的中老年群体的观念改变会不会有打动的可能？另外，为什么对父母来说，苦难策略的策略有效？是否是大家的成长过程中很熟悉诉苦的话语，情感的东西也和这个链接起来？

此外，亲友会之外，社会上有很多弱势群体基于父母身份形成民间草根组织，为自己和子女争取权益，比如失独&精神障碍组织。这类以父母身份为基调的组织和同志亲友会是否有相似和不同的地方？这对于我们看现在的社会运动，或者民众自下而上和政策交流这种大的背景是不是有关系？

改进的地方在于希望赵茗煦同学在“走向公共领域”这里，是否可以深挖一下亲友会组织本身反复打磨讲述父母分享的过程，以及父母和性别多元志愿者的培训内容本身是否可以作为直接资料？另外，研究方法的部分交代还不是很充分，如果可以，希望在选择标准主要来源和构成以及资料收集方法上有更多的呈现。

 刘明珂律师 ：

这是一篇很有意思和新意的文章。因为亲友会至少从西方的角度看是一个不太一样的组织，中国的能量很大，组织规模也很大。能看到有一篇论文研究这个，很开心。

家庭和公民，自由和苦难的维度很有意思。不过在家庭和公民的维度，如何定义公民？现在使用的是西方的视角，好像走进公民领域是公民行动。不过家长从自己的角度，可能只是为了让孩子过上好生活，可能也不太公民。所以划分维度的时候，是不是也带有西方的视角？不过整个学术研究都有点这种问题。

此外，从社会运动的角度，亲友会从公民和自由的维度被推到家庭和苦难的维度，这样一个移动是家长或者亲友会主动选择的策略，还是迫于国家公权力压力，或者两者兼有？这些可以再进行深入的讨论，对社会运动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点。

想回应一下“家庭和公民的维度 ”。确实很多父母用家庭化的认同参与到组织当中，但是也有很多父母谈到参与组织公共活动和公权力对话的感受，尤其是刚才提到的心理咨询师母亲，她说突然发现自己在为社会做贡献，做慈善事业的人，不再是三点一线的职工。这在我的理解，也是西方的视角下公民社会的一个参与。其它的方法论述、理论衔接等问题会在后续调整。

今天的回顾就到这里！

下期我们将推送

第二名学术出道的研究：

「未成年跨性别者在现行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下

能得到多少保护？」

敬请关注！

记录：白羊

撰文：窝窝头

排版：小狗

责任主编：C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