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我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

苏子从自己的教育经历开始分享。过分强调科学的公立学校导致她对定量研究和数字产生了厌恶情绪，所以在读大学的时候，她选择在厦门大学学习国际政治，和许多文科生成为了同学。出国之后先后在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学习性别研究和社会学，她在最以定量研究出名的学院坚持走传统的社会学老路——民族志研究。

厦大的经历对苏子成为行动者、开始意识到自己可以行动是很重要的。大约13岁时，她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最早的“行动”是在一堂政治课上，老师说男女平等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人大代表里面有很多人名后面加括号标注了女，可以看到女性人大代表数量很多。她就举手提问老师：是不是因为人大代表中女性少，才加括号标注女性？如果是男性少，就会标注男性了。当时同学们开始窃笑，老师也有点愣住了，前桌转过身来冲她鞠了一躬。她的女权主义思想就在这种细节中逐渐生发。

但苏子真正意识到社会运动可以当作一件事情来做，是因为在2010年认识了Karen。Karen作为同语的工作人员在学校做分享，苏子从担任ta的志愿者开始，经历了个人身份的很多转变，从直女变成拉拉，从一心一意做学术到开始尝试做一些不同的事。苏子坦言自己最初抱持着“因为我是女权主义者，所以我支持性别运动”，这样一直有点高高在上的、旁观者式的立场，直到她在活动现场听到自己关系最好的两位朋友提及作为拉拉的经验。她反思道，这样的细节作为运动中和人互动的启发，对学术是很有意义的。当苏子发现自己都不能对好朋友做假定的时候，在学术和写作中就产生了更高的自反性。

“就此踏上性别研究的征途”

苏子最终走上学术道路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是Karen在一次深入的交流后对她说，如果想做好的性别研究，必须要看英文文献，因为中文文献可能是经过翻译和摘选的，不能由此理解作者的原意。于是苏子就开始阅读英文文献。她想要出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想结婚。当时她的爸妈试图撮合她和朋友家的儿子。那时的苏子还没有清晰的自我认同，但不愿意二十多岁就成为爸妈想象中的家庭主妇。当时为了确保能出国，苏子刻意没有找工作，也没有考研，从而让爸妈感到获得国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就是保住了面子，她因此得到了出国读书的支持。

作为新移民的苏子经历了一些文化冲击，语言水平不足以支撑自己的表达欲望。这时在厦大组织活动的经验和习惯就显得很有用。在厦大酷儿小组的活动中她就发现，真正的好朋友是会撑你的，舒服的团队或圈子是建立起来的，绝不会从天而降。苏子在美国就组织了很多一起读书学习的活动，甚至组织了下午茶派对来研究如何选课，解决一些现实问题，加速融入当地的学术环境。

“走回我最关切的社群”

后来，苏子发现，只读性别研究不能完成自己所有想做的事情，同时她暂时无法在运动中找到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所以她决定继续读博士，这样就有资金可以做田野，并且每年都可以回国，平时时间也比较灵活。于是她继续在麦迪逊学习社会学，但尽管学院给了她稳定的收入，让她可以每天都关注性别运动的各类信息和讨论，但却感觉自己距离运动很远。因为尽管好朋友们非常支持，但在她身边更大的圈子中以白人的中上层阶级为主，这一圈子中的熟人认为她的研究很exotic（异域并奇特）。曾经在一次轰趴上道别时，有个人说：“我都不知道中国有女权主义运动啊！”他是在试图表示夸奖，但这样的方式令人不适，苏子也知道他并没有试图进行深入的交流。因为慢慢积累的这些不舒适感，苏子最终搬到了纽约。

最初萌发搬去别的地方的念头，因为一位非常亲密的gay蜜鼓励她：你想想去哪个城市会不那么辛苦，可以开始生活？苏子想要搬到一个地方，那里有足够多真正对中国感兴趣的人、对女权主义感兴趣的人、对性别运动尤其非白人的LGBT运动感兴趣的人，同时最好还有自己的朋友，另外加上一些现实的考虑，苏子决定搬去纽约，并且最终成功走回社群，让社群教育自己。

现在，苏子生活在纽约，每天早上起床点一个蜡烛，告诉自己，我今天一定要写3段话，然后完成每天的目标。性别研究和行动，就在这样的烛光中，成为了苏子的日常。

 A1 

为什么要研究彩虹家庭呢？我一直觉得自己在田野里面，题目的“在野地”有三层意思。第一，我希望我自己一直在田野里，跟我想了解的话题一直在同一个场域里，保持相关性是一生的目标。第二是我对酷儿理论的观点，要保持批判性。这可能意味着当你发现你变成核心的时候，要不断地逃跑，因为在集权的核心难以保持批判的思想。第三，我喜欢一个小组叫在野登山队。他们每两三周就有一次活动，只需要交37元，也经常邀请我，但是我自己总是纠结要不要去，到现在一次活动都没有参加过。因为疫情我没法回国，也没法参加这个小组的活动了，觉得有点遗憾，所以也是提醒自己，好事情一定要下定决心去做。

为什么研究家庭？就是我尊敬的导师建议我说：“你要写本书，写一本所有研究LGBT的人都必须会用到的书。”17年定下这个话题，我就拿了大白板，写下同志群体关心的很多关键词，后来我缩成三个：家庭、教育和就业。我的老师说，这几个题目太大，可以研究一辈子，必须挑一个你最在乎的。尤其在国外学习、在中国做田野的情况下，这三个问题肯定研究不完，因为进入田野也是需要时间成本的。

后来我想，我研究了那么久家暴问题，在这方面阅读了很多文献，在家庭这一方面有一定的积累和优势。此外，我在纽约参加了不同的社群活动，在为期两天的工作坊中突然发现，家庭在研究任何问题的华人社群里面，都是不可避免会提到的问题，而通过这个话题我可以跟很多人对话，这是我选择研究家庭的第二个原因。归根结底，作为一个研究者、运动者，作为一个人，和人建立连接是最重要的。在此我想去除一些迷思，选择议题其实是一个很残酷也很漫长的筛选过程，不要只看最后的成果。

关于相比非华人学者的优势，我导师说过这样一段话，对我影响很大，他说，不是中国出生的人研究中国，你可能花十年时间去研究中国人的碰杯礼仪，别人也会认为你是中国专家。但如果你是一个华人，如果你研究中国，大家会默认为你熟悉中国，希望你研究更有核心的东西。我希望成为一个既对中国很了解，又有核心的人。

我在田野过程中还有一个感受，离得越近的东西反而会看不清楚，更难理论化。有一个被我采访的妈妈说：“我觉得你做这个研究好，咱们中国人写中国人的故事特别好。”我就知道我的研究里一定有东西是对的。还有一个瞬间，我访谈一个70后的男同志，他跟我讲他的故事，我就问他，你有什么问题问我吗？他说，这个研究一定会让你更有同理心，这是一件好事。这种回馈，让我意识到，很多情况下，回家是最难的，比如，听别人家吵架总能迅速清楚地分辨是非，但是如果参与自己家的吵架就更难辨别，和自己离得越近就越不清楚，训练也越大。在所谓客观性受到质疑的时候，就会迫使你走更细心的路，而这点非常重要。类似地，当你写出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就要准备好应对别人对你的质疑和挑战。在网络时代这可能不太友好，但当你保持这样的状态思考自己的学术、如何做人的时候，会是一个很好的训练。这就是我对主体性和保持在野状态的思索。

 A2 

我还是讲故事。我写第一个关于阿圣的故事时，整个文章都没有出现ta（第三人称），我想以此为例子进行介绍。80后、90后的读者会想问，这是不是一个关于跨性别的故事，我希望你看了整个故事，我再告诉你到底是不是。我当时想要不要问，对方是不是跨性别，但最后决定不这样问或讨论，因为我不想把ta不知道的词汇或概念就这么丢给ta。我也没有使用“ta”，因为这篇文章是写给阿圣的，我希望ta不需要去做任何搜索就能看懂这个故事。我用能想到的所有方式代指阿圣，但是不用第三人称，中文是有这个能力的。ta跟我讲，“我是男儿身女儿心”，也描述自己在婚礼上戴头纱，表明ta不拒绝讨论性别表达，因此我后来把一个年龄更长的同志朋友介绍给ta，我认为ta们可能更适合讨论这个话题。

做田野的时候，这是一个关于方法论的选择。有些人会觉得要去找别人没有的数据才可以写出最惊天动地的理论，但我觉得并不是。研究的过程是对思维训练的过程，收集到的数据是对人生的一种提炼，体验别人的经验并提炼思考能力的一个锻炼。就算拿到了惊天动地的数据，被访者告诉你千万不可以写，就千万不可以写。学术不是一个奇幻展，不需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列出来。不需要知道所有事情就可以写出好文章——我当时写这个故事也是想争这一口气。

关于理论基础，我希望大家跟我私信讨论，因为不同的学校、不同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都不一样。我没有能够使用“带着问题去田野，然后用田野的数据写理论”这样的方式。我的方式是寻找最细微的切入点去探讨，要求敏锐的触觉和思考，以及强烈的目的性。我的研究跟我很“近”，这种“近”也让我更有指向性，我认为这是好的。我相信我自己就是“grounded theory”，因为我自己的身份和背景，我相信我可以更好的理解一些议题，我选择使用的理论分析不会那么“奇怪”。我用的理论，简单概括一下：话语机会性的理论、中国发展的理论等。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读中文的论述，虽然在有了女权主义的意识之后可能会发现很多文本会有“问题”，并不代表要认同这些文本所代表的所有东西，而是可以将它们使用到一个更酷儿的理论框架中。最后一点是我对自己的一种挑战，我想成为钢铁般的不会被打倒的女权主义者、酷儿理论者，那我可不可以去看一些特别男权的东西（比如《生育制度》）。当你真正有底气的时候，就会更flexible，不会被太多影响到。

 A3 

我在进入田野之前，就已经写了摘要的草稿，虽然经过田野后摘要现在已经很不一样了。但是当你太发散，想不清自己要问什么问题的时候，就有问题了。我会隔三个月改一次。这样做的好处是在做了那么多田野之后（我做了89个访谈），不需要特别慌，整理一下就可以了，并且可以看到自己思维的变化。这个摘要也可以用于申请下一年的学术会议。

不同人写作习惯不同。我建议每次想到什么就一定写下来，有可能就变成很长的东西了。有一句话变成一篇文章，因为那句话对我启发很大。理论的文献背景的部分先写完，会更好。

在受到的学术训练里，理论上毕业论文是一本书。我在田野时，跟访谈对象讲我在写“毕业论文”，大家并没有这个概念，说“写一本书”大家就明白了。

这本书会有一个引言，然后有三个时政的部分，一个章节写理论基础，作为背景介绍。一般方法论作为附录的第一节，但我认为更好的位置是放在开头。第一篇时政文章，有人邀请我写一篇彩虹家庭的文章，但我有一个更大的社会运动的视角去看问题，而不是关注某一个小的议题。所以我从家庭和社会制度的角度写了一篇文章，我就先把背景和理论部分写好了，我就一边码字，一边转录录音。如果对你很有启发的录音最好当晚的转录，而这些内容就成为了我文章的核心。所以建议大家在访谈的过程中做好笔记。

插播一个访谈的技巧，你录一段录音，说明为什么觉得这段录音重要，给你有哪些启发，便于后面回来整理这段录音。

我的第一个章节其实是写在国内做跟家庭相关的倡导机构是怎样做不同的议题，所以浏览了很多相关机构的公众号，看大家如何通过社工视角、以及不同的社会支持体系去反家暴的。如果有更好的社会支持体系，阿圣的故事也会不一样。

有一个50后的体制内工作的同志家长跟我讲，在她儿子出柜之前，她从来没觉得国家体制对她家“不好”，并且她说，“如果同性婚姻不合法，我死不瞑目。”我认为应该更多地研究同志的问题，这个社会需要变更好。

 A4 

十年前在厦大的时候，我有很多的主持性的工作，听众200人左右，我就发现我心很大，敢说话，愿意回答问题。我刚才举的田野中的例子，都是情绪波动很大的时候，在采访中阿圣的过程中，他每次情绪激动的时候就会用粤语，但是我的粤语不够好，无法用粤语回应他的情绪。我会努力去感受这个感受，我觉得这种情绪波动很好，证明找到了共同点，彼此感受到彼此的感受，是一种很强大信任感，我很珍惜。但是我不希望我的感受，不希望投射到对方身上去，不想给别人带来情感负担。我在采访同志妈妈的时候，会被问到我的妈妈如何，我每次都忍不住说20分钟，并且每次我的回答也都不同，你以为会是同样的问题和同样的回答，但是因为这个问答之前的情感状态不同，就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回答。把情绪带到自己的访谈中，很有疗愈功能，但尽量不要对方还来安慰你。

有一位70后的拉拉跟我说，我特别讨厌女权，我就不知道自己该点头还是摇头，如果是普通的对话而不是访谈，我就会说自己支持女权。但是在采访中，要真诚，但是不可以因为自己的想法就带跑这个访谈，所以我就用保持中立的方法，让对方多说。我很高兴我做了这样的选择，她就说，我看了很多关于me too的新闻，有很多女孩子站出来在媒体上讲自己的故事，但我不知道她们有没有被保护起来，她们的家人有没有对她们不好，她们有没有找律师。当别人跟你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应该先了解清楚她这句话真实的含义，之后再做判断。

这是十年前的我做不到的。吕频曾经对我说，不可以一边做运动帮助别人，一边看不起别人。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有你认为应该有的选择。

现在的训练让我更能倾听和接受别人的故事。这个对田野、对运动，都带来了自我的发展和成长，学习如何温柔地处理共鸣性的情绪，如何合理地处理“不一样”带来的情绪。

 关于职业发展 

我没有觉得我会成为一个学者，也不觉得可以担任一个教职。我这么多年在教美国青年大学生，效果很好，有学生希望我成为一个教授。但这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一直在野的状态，我希望自己一直跟国内LGBT/女权运动保持联系，在中国以外的教职不能支持我的这个理想。希望在毕业之后可以做NGO工作或者“甲方”的工作，比如进入国际组织，做支持中国LGBT/性别议题相关的工作。或者回国开咖啡馆，让它变成鼓浪屿的同志中心。希望自己能够用一切方式保持“相关性”。

 学术可以带来什么样的技能 

第一，学术给我最大的训练是码字，高质量快速的写作对于运动来说非常重要，有助于占领舆论的高峰，往往第一篇成文的人成为设置议题的人。第二，倾听的能力很重要。在很多工作中，倾听别人的故事，找到他真正的需要，更好的可视化输出，并且符合伦理。有深度的、可视化的输出在很多领域是很有用的。第三，为自己创造空间思考。多年的训练之后，大脑是在日常的思考，抽象性的思维能力通过锻炼可以加强，不需要别人给你这样一个思想的状态，自己也是可以实现的。第四，学术的环境教给我如何认真地交朋友。学术环境教会我在社交时，在名片背后标注我们如何认识，然后在24小时内发邮件建立联系，这些对于就业，做研究，甚至恋爱都有用处！不要限制自己去发散，去找自己想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