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out Myself: 我的个人研究路径

九十年代，一位年轻的学子从自己的本专业文学，特别是女性作家的文字，接触到女性主义和同志研究，开启了自学之路。这些学问回答了她从小到大的许多疑惑，世界的画卷在面前徐徐展开。

lulu回想起曾经与性别研究的结缘。工作五六年之后，2001年，她正式辞职，来到香港中文大学攻读性别研究硕士。那时正是这一项目启动的第二年，研究生们热情高涨地投入每一次课堂，从这里诞生了许多如今非常优秀的同志研究学者。

20年前，香港的大环境仍然是恐同的，在大众媒介中几乎看不到同志的身影，为数不多的报道呈现的是自杀、艾滋感染等负面信息。对于在性取向／性别认同方面的少数派女性来说，更是不为大众所见。

这一时期（2001-2003），lulu对香港阳刚女性（Masculine women in Hong Kong）的研究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并深受Female Masculinity和Gender Trouble等著作的影响。这些女性不单是女同志，还包括多种不同的性取向／性别认同，她们往往以阳刚的男性气质和外表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

后来，lulu在网上发起征集，广泛搜集女女初恋的故事。27个自己书写自己的故事，被编辑和收录在lulu和朋友一起自费出版的畅销书《月亮的骚动——她她的初恋故事：我们的自述》中，收获了热烈的反响。

2003年，lulu继续攻读性别研究博士。自此到2011，她深耕上海拉拉社群，并于2013年出版了首部关于中国拉拉社群和政治的民族志研究——《上海拉拉：中国都市女同志社群与政治》。

其间，她回到故乡上海展开田野调查（2005），认识了草创时期的中国大陆同志社群和诸多同志运动家；也从身兼多校教职的流浪讲师转型成为了全职的高校学者（2008）。

2016年，lulu的研究重点再次发生变化，酷儿移民（Queer Migration）尤其是其跨国流动的话题进入了她的视觉中心，澳大利亚的华人酷儿女性成为她的研究对象。2020年，lulu发表了新的研究成果“Coming Out and Going Abroad: The Chuguo Mobility of Queer Women in China.”

除此之外，lulu还在没有资金支持的情况下进行了许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例如，她发表了Transnational Desire and Lesbian Fandom: Takarazuka Revue in Taiwan一文，研究台湾女同志欣赏宝冢[1]的脉络。现今台湾女同志的祖母一代受殖民影响，已经开始观赏宝冢的演出。

[1] 宝冢歌剧团是在全日本乃至世界都享有盛名的大型舞台表演团体，其团员全部为未婚的女性，女性反串男性角色是其显著特点之一。

2013年，宝冢第一次来到台湾公演，新一代拉拉在同志运动、流行文化（如BL）、T的美学等全新的脉络下成为宝冢的粉丝，与祖母一代相比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点。

Key Question: 为什么要做研究？

这一问题对研究来说非常关键，lulu在职业生涯里曾不断追问自己，如今也会询问学生的想法。如果把研究作为长久的职业和事业去做，搞清楚其背后的动力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的答案不是恒久如一的，我们甚至不需要不忘初心，这个答案会随着我们的人生经历而演变。

性别研究的从业者很容易遭受打击。人们常常具有一种性别偏见，认为女生在大学工作比较好，既稳定又轻松，其实不然。从事性别研究要有超出毕业、分数、赚钱、职业选择之外的一些长期而远大的目标，大于个人的动机能让人在做性别研究的过程中更加坚强地面对各种挫折。

Keyword01: 酷儿研究／者

一些伙伴问道，酷儿／性别研究的现状如何？很多学科都可以参与到性别研究中，医学、建筑、艺术、文学都有各自流行的题目。博士生常常会做一些比较前沿的方向。参加学术会议是一个很好的拓展视野的机会，可以看到当下性别研究领域正在做什么。

从lulu的社会学背景看，比较流行的题目有很多，例如：

（1）酷儿家族系统研究，包括酷儿对传统的异性恋的家庭制度的冲击；

（2）技术进步背景下关于酷儿&生育的研究；

（3）近十几年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亚洲酷儿的研究，泰国、越南、新加坡、印度等地学者的酷儿研究都非常棒。

另一些伙伴对个人生活与学术研究的边界感兴趣。lulu认为，性别研究一旦开始，就会永远成为学者本人的一个标签。在一些场合，由于性别研究在学术界是少数，一讲到跟女人、性别有关的话题，所有人都把目光放在性别研究者的身上，责任和压力很大。而在一些“政治正确”（必须包含性别／女性／同志等边缘群体议题）的场景中，性别研究者往往又成为“花瓶”式的代表发言者。

另外，性别研究者的每一次发表都可能意味着一次出柜。对于其ta研究者，比如研究异性恋婚姻的学者，却不存在这一问题，这些学者不需要将自己的婚姻情况暴露在研究中。因此，性别研究本身就可能存在对个人隐私的介入。

Keyword02: 女性学者

尽管香港表面上存在所谓的“性别平等”，男性主导和厌女倾向在学术界仍然广泛存在，权力结构高度性别化。领导几乎都是男性，香港没有一所大学的校长是女性，大部分系主任和其它掌权者也都是男性，一些以女性为主的学科同样如此。学术会议、学术委员会（掌握升迁等权力）甚至是“全男班”（Manel[2]）。

[2] 整个Panel中的参与者／专家都是男性，比如在学术会议中。

大陆学术界和西方学术界同样存在玻璃天花板的问题。另外，人们往往还有一个刻板印象，认为性别研究都是女性学者在做。种种不平等给年轻未婚的和已婚的女性学者都带来了困难。

Keyword03: 企业化的学术界

学术企业化渐渐成为了一个全球趋势。学术圈变成大的跨国公司，形成了这样一些令人担忧的特点：

产量化。学术成果被量化到非常精细的地步，依据发表期刊／出版商进行评级，学者变成工人。

合约化、临时工化。一般人们认为高校教职是稳定的铁饭碗，但实际上，不少香港的教师需要两三年签一次约，面临着非常不确定的未来。在美国，一些高校还要求教师自己去找资金支持自己，自付薪水。

可替换性。每个人都变成螺丝，缺乏保障，需要不停地竞争、量化和证明自己。这是非人性的。

Keyword04: 照顾与关怀

研究和教学其实是一种情绪劳动，长年的学者生涯会让人累积很多疲劳。没有团队的支持和家人、伴侣的理解，成功失败都需要自己去承受。如果伴侣也是学者，又会产生其它的问题。以前的导师曾告诉lulu，读博士其实是一个情绪管理的过程。技术性问题努力一下可以解决，但情绪管理事实上更为重要和困难。

周耀辉在2019年新出版了Caring in Times of Precarity: A Study of Single Women Doing Creative Work in Shanghai 一书，专门调查研究在上海从事创造性工作（如设计、艺术）的单身女性。

大陆的“剩女”话题已经被讨论了很多年。周耀辉认为，在这个摇摇欲坠的全球化时代，我们需要学会照顾自己和善待别人。学术界亦然，长年在学术界浸淫会慢慢学到游戏的规则，但千万不要忘记对自身和ta人的关怀。

Q & A

Q1: 如何进入田野？如何与社群互动？

A1: 我正在做的Queer Migration也是一个田野研究。在我读书的时候认识了一些华人同志圈的伙伴，滚雪球式地去接触社群，加上作为拉拉的共同身份，做上海拉拉研究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最主要的是，不要因为做研究才去接触一个群体，要通过事前的接触，多投入多了解，建立一定的信任关系或者工作联系，再去开启一个研究。研究者需要把握自己学科的伦理，比如人类学田野的伦理很严格，需要小心处理。我不会把录音之外的谈话内容呈现到研究中，也会根据被访者情况使用假名和虚化背景。

Q2: 为什么要选择某一田野？这些选择和个人身份有什么样的交织？如何管理地域／酷儿等不同身份？

A2: 这些问题在一个完整的研究中都需要在研究方法里面交代。通过初期的文献回顾和学术交流，可以发现没有人做和还有空间做的领域。田野调查相比量化研究，对个人的能力和资源要求比较高。田野调查很有趣，也很累，比如内向者需要扮演跟自己性格不同的角色，体力也是一个问题。

进行田野调查，在维护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和拿到最充足的资料二者的权衡中，前者更为重要。写出来的部分可能也就三分之二。即便研究参与者觉得没有问题，作为学者也要去评估风险。

在做香港研究的时候，我反而会因为距离太近而觉得理所当然。做不太熟悉的群体的研究时虽然会比较辛苦，但由于比较容易获得critical distance（富批判性的距离），所以也可以相对容易地问出一些基础性问题，对方对着一个“外来”的研究者也会比较愿意去解答。

在大的国际会议中，酷儿学者总是很容易熟悉起来，network和mutual support对学者的职业生涯来说是很有帮助的。在具有这一优势的同时，酷儿也会成为一个标签，容易在“直人”学术圈里受到一些比较老派的人士的挑战，被质疑酷儿身份的学者去做酷儿研究不够客观，但举个例子，如果单身的人去做异性恋婚姻研究就不会受到类似的诟病。

Q3: 走出田野以后研究对本土理论产生了什么影响？成果如何转化成本土化的、可以被社群使用的论述？

A3: 这需要社群来回答，我很想听到社群本身的感受，但社群的边界在哪里也是一个问题。我们在学校任职经常需要去证明自己的地位、自己研究的影响，也是一个很企业化的环节。能够接触到学术研究的，好像都是具有较高学历背景的人，影响其实是有限的。性别研究还是一个小圈子，如果我们想要更大的影响力，应该想办法去把知识普及化，比如采用戏剧、社区项目等形式。

Q4: 性别研究界存在语言霸权？华人语境下有什么本土化的方向？

A4: 国际的学术语言仍然是英文，这种霸权不单单是对华语圈，而是全世界的问题。二十多年前，我们接触到的基本都是英文理论，而现在，华语圈内已经有很多自己的产出，形成了很多本土化的理论框架，比如Sinophone华语圈这个框架，是跨国界的，以语言而不是地域划分。大家可以主动多读一些亚洲地区的研究，尤其亚洲酷儿研究。除了东亚，其它地区也有很精彩的论述。有些时候我用中文的框架去研究，但还是要用英文去写作，这没有办法。除了霸权，英文也有正面的价值，它毕竟是国际学术交流中的common language，也方便我们跟其ta亚洲学者交流。

lulu还为大家推荐了一系列新的亚洲学者的酷儿研究成果，书单如下：

香港大学出版社“Queer Asia”系列

江绍祺《华人男同志跨地域研究》（2018）

包宏伟 Queer Comrades: Gay Identity and Tongzhi Activism in Postsocialist China (2018)

包宏伟 Queer China: Lesbian and Gay Literature and Visual Culture under Postsocialism (2020)

Chiang, H. (2021). Transtopia in the Sinophone Pacifi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hiang, H., & Wong, A. K. (Eds.). (2020). Keywords in Queer Sinophone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Chiang, H. (Ed.). (2012). Transgender Chin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