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

A1: 我作为性少数社群中的一员，在研究中有时反而会忽略异性恋视角。这和多元性/别社团的逻辑很像，有朋友担心自己不是性少数是不是就没有资格和机会进入核心团队？我觉得当然不是，否则这也会成为一种霸权。

很多议题也并不局限在身份政治的框架之内。作为非性少数的研究者，你的研究主题可能和性有关，比如性工作、性产业、色情片、性骚扰和暴力，等等。这些议题和身份政治基本没有关系。完全不用把性少数社群想象成一个界限森严的群体，它的范围是自由的、开放的、流淌的，和阶级、种族、城乡等维度有很多交叉性。

Q2

A2: 我认为不是学术归学术，运动归运动。如果是这样，又回到了规范伦理观给我们的手段和目的的二分了。学术本身也是一种社会运动。现在有个词叫scholar activism，它就是手段和目的整合在一起的。前年年底，我们性/别社团的朋友和本地疾控艾滋方面的负责人有一个茶话会。在茶话会上，我抛了很多尖锐的问题给那些医生和行政人员，ta们也很惊讶同志社群的这些反馈，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互动的机会。

Q3

A3: 对性别选项的反思不是提供一种准则，而是提供一种思考的方式。在问卷当中，这一反思并不是反对设置性别选项，而是在设置之前，先要去思考为什么要设置。综合社会调查对婚姻、受教育状况等变量有很多划分，通过寻找人口学属性和某个因变量之间的关联，来得出社会的规律。但我们在探索意义诠释和社群赋权型研究的过程当中，设置性别选项的意义是什么，是我们需要想清楚的。酷儿理论的批判是一种“元思考”，祛除我们的理所当然。我对酷儿的理解是，破除万事万物的不言自明性。

Q4

A4: 如果你访谈Ta的生命经历，可能和机构没有很多关系；但如果你要了解这个机构内部的历史、演变、分歧，它和其他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那你就要和机构主要负责人、核心成员沟通。如果你不和ta们沟通，你的研究本身就很有局限性。

Q5

A5: 有时候我们把研究参与者想象得太脆弱了，我反倒特别小心翼翼。比如我会问你给我提供的名字虽然是昵称，但圈内人都知道，需不需要更换？Ta说，没关系，不需要。但这不代表我就可以不问ta，因为问和不问是两种伦理观。“我问”代表我正在考虑这件事情，我把它看得很重要。

在研究发表之前就要和参与者沟通。Brian Schrag就谈到了一个案例，一个研究者去村庄调研，观察并记录了公共场所的隐私。发表后，村民群起而攻之，认为自己虽然同意了研究者的研究，但不知道研究者竟然如此详细地记录了这些东西。所以在发表之前可以给参与者看一看，这个过程中也会收到一些批评，帮助研究者反思自己的诠释局限性。

比如说在“多声部民族志”中，不止有研究者的诠释，还有研究参与者的诠释和对研究者诠释的批评，层层叠加，丰富研究的讨论，反而可以激发出非常有趣的闪光点。伦理并不是一种规则，而是激发研究不断深入的一种机会

Q6

A6: 比如艾滋感染者的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可能会要求你寻找一位社会工作者或心理咨询师，来避免在研究过程中激发出参与者的创伤而研究者无法平复的问题。其实伦理审查委员会在研究中立的谱系中，是根植于功利主义伦理观的，“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

Q7

A7: 这也很有趣。我刚才分享这一部分的对话背景是现在有太多的“龙卷风式”调研，没有考虑到和参与者建立关系的重要性。参与者如果只想和你维持工作关系，事后不想要你打扰ta，那也可以。不过，ta的这种选择也呈现了某种信息，可以帮助你加深对参与者生命、人格、心灵的理解。

Q8

A8: 通常我们认为要有一个身份政治的框架去团结社群，但有没有可能团结（或者说身份政治）就已经被阶层这个因素给局限了。一个远程办公的大学教授和疫情期间还在街上工作的环卫工，ta们如何被身份政治的话语团结在一起？比如在性向的维度上，ta们都是双性恋，但ta们如何放在一起？至少目前的身份政治话语在这件事情上是很苍白的。

我们为什么要谈女性主义权力观？它是说，你要去找背后的权力形式，你是在蜘蛛洞里的。在每个蜘蛛网的节点上，你受制于什么权力关系、受制于哪些身份和环境生产出了你的研究。你的研究真的像你所宣称的那样激动人心吗？还是有很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是在日后慢慢去深入，要补充的？还是最开始就作为核心的东西去呈现？我们现在看到大部分的研究是，用了访谈法，访谈了几个人，访谈内容是什么，这就是ta的研究方法，但伦理和权力的反思是看不到的。我觉得核心的东西其实是你的自反性、你对伦理和权力的考虑。

Q9

A9: 很有趣的是，让我明显感受到酷儿力量、呈现人类未来可能性的学者反而没有用过酷儿这个词语去形容自己的研究。“酷儿”在后世被建制化了。我今天看到一个讲座，今天这样一个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它所需要的当然不是父权制的秩序，而恰恰是多元性别的秩序，因为多元性别体系能激发出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活力和能量，被跨国企业用作工具。这反而磨灭了我们对可能前景的想象力。自反性让我们去反思，我们正在支持的东西和正在反对的东西到底有没有本质的差别。当你意识到的时候，可能有一点悲伤和消极，但是你会有更多的能量去思考自己身处的权力关系，你会有更清醒的认识。

Q10

A10: 自媒体实际上是在拓展我们对学术发表的想象力。我的意思并不是自媒体就是学术发表的取向，也不是说我们要去博得影响力，博得大众的支持和眼泪。自媒体的很多文章确实比一些传统的学术做得好很多，它有社群行动的力量。我有一些研究也不太想发到知网上去，我觉得不如发到社群的平台，为社群赋能。其实你并不想只被伦理委员会或答辩的几个老师看到。被建制化的学生和学者，或许要思考在这个时代发声的方式。反对我们的很多声音其实也在运用自媒体，我们也可以向对手学习一些这个时代的生存之道。

关于用女性主义伦理观做研究。我曾经很想听听恐同者的声音。ta们在网上发表的言论，可能并不是ta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样子。但当我构想这一研究时，“恐同者”这个标签本身就在制造对立。用女性主义伦理观来看，不应该用“恐同者”作为研究对象的名字。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我们连理解自己的社群都没做到，还要去理解ta们吗？你一开始基于朴素的情感去厌恶，和你经过理解、倾听和询问但最后还是很厌恶，这是不一样的。

Q11

A11: 我以前写过粉红经济的文章，那是一个学术调研，最后发到了媒体平台。我想讨论的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关于粉红经济的数据，但仔细观察会发现，粉红经济的能量和热情是被这些数据“制造”出来的，这些调研本身就参与到了粉红经济的制造过程。当然我不认为这些研究就违背了研究中立的准则，因为我觉得不存在中立。如果Ta们真诚想推动粉红经济，提高多元性别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可见度，Ta们确实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关键还是在于，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要意识到自己背后的权力关系，而不是想当然地去做调研。如果我们意识到了，并且也真诚相信这个研究能改善社群朋友的生活，并为之而努力，这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