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六，同语开启了青言沙龙系列，邀请多元性别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线上分享话题与经验。不少朋友很遗憾地错过了直播，一起来看看分享者村和参与者们说了些什么吧～（本期分为上下两篇，同时推送。）

伦理问题并非盖棺定论。随着研究的深入，伦理问题会出现新的复杂性，并激发研究者新的灵感。性／别视角下的伦理准则有哪些重要内容引起我们的反思呢？

研究中立是研究者常常接触到的一个概念。什么是研究中立？研究是中立的吗？村从谱系学的角度提供了理论线索（参见：Christians，Ethics and Politic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2000）。对于规范伦理观和女性主义伦理观的思考，也贯穿分享的始终。

在启蒙运动将人从宗教权威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中，其世界观中的规范伦理观形成了自己的核心，即尊重独立于权威的自治意识，区分事实（是什么？）和价值（应该是什么？），搁置价值问题。

孔德和密尔等人抱持实证主义观点，认为社会科学可以像自然科学一样，从经验材料中归纳出对人类行为的因果解释，它不负责表达目的，而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因而应以无偏见为基础。在此，中立性是出于对个人和群体自治的尊重，这一理念服务于独立自主理性的个人。

韦伯提出“价值无涉”，认为应在价值关联的基础上悬置价值，也就是说，社会科学与寻求规律的自然科学不同，研究者选择的是其价值观中有意义的现实，但在研究过程中应避免价值判断。功利主义伦理观则继承了理性文化孕育的理性计算，论证某种伦理观点可以创造最大多数人的幸福。

1980年代，规范伦理观遭遇了危机。伦理观是否中立与研究者所在社群的倾向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纯粹的中立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自称持有中立的研究不断在暴露其偏见。另外，研究中立本身忽视了情感关怀的重要性。以社会学为例，它究竟是“研究”社会的学问还是“改变”社会的学问？这一问题的回答反映了中立vs关怀的迷思。

在第二波女权运动之后，女性主义伦理观对社会科学界形成了强大的冲击。不同于规范伦理观，女性主义伦理观认为，研究依赖于复杂的道德系统，不可避免地嵌入研究者所身处社群的价值和道德。它反对简单化的“避免伤害”，而是强调共情、关怀、理解研究参与者，并形成改变社会的力量。巴特勒在《脆弱不安的生命：哀悼与暴力的力量》书中的这段话也绝妙地体现了女性主义伦理观的基本视角：当我们失去某人，当我们失去容身之所，当我们遭到社群驱逐，这时我们可能只是觉得自己的经历是暂时的，哀恸总会过去，一切终将如常。但是真正经历这一切时，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同Ta人之间的纽带。这些发现让我们明白，同Ta人之间的纽带联系构成了我们。

在性／别研究中，常见的问卷式社会调研中的性别选项，实际上默认了男女二元性别框架，而SOGIE（性向/性别认同/性别表达）框架提供了更多的选项。这一扩展开阔了性／别的表述，也引发了新的疑问。在酷儿视角的批判中，性别选项的意义应当首先被回答。“LGBTQ＋”的提法隐含着经验主义者对“遗漏”的担忧，然而，不断追求分类学完备性的选项设置看似承认差异，却又在不断掩盖同一符号内部的差异，这也悖论式地暴露了其自身的不完备性。

研究的参与者有权利知晓研究的诸多事宜，包括研究背景/目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报告全文）、发表方式等。在以访谈或问卷为主的研究中，应回应参与者需求，向参与者提供访谈和问卷提纲；在以参与式观察为主的研究中，研究者面临着新的挑战，如果研究者进入某个微信群展开观察，“是否应当通知微信群中的所有人”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参与者的同意涉及许多方面，村列举了其中几个要点。首先，参与者在充分知晓之后，可能提出受访内容不便公开以及退出研究的想法。参与者享有退出的权利，甚至不必向研究者详述其中的原由。其次，研究存在潜在的风险。参与者的性／别身份可能被曝光，给其生活带来许多麻烦（如未出柜的朋友、跨儿朋友、性工作者等）。这一过程涉及严格的隐私保护和风险评估。最后，对发表的知晓权。例如，在政策倡导调研中，研究者可以跟进有关部门后续政策的推进，捕捉和整理最新进展，并分享给接受访谈的参与者们。

Humphreys在茶室交易研究中，伪装成看门人观察公厕里的性活动，记录下这些男人的车牌号，通过警察局的记录找到其家庭住址，并以普通调查的名义入户收集其个人信息。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未告知研究身份，构成了某种程度的伦理欺骗。

尽管有诸多原则可以帮助我们避免伦理欺骗，但我们似乎很难避免道德冒犯。道德冒犯包括对研究参与者的身体、心理和尊严的伤害。在创伤性研究（如艾滋感染、性暴力）中，研究者可能会勾起参与者的创伤回忆，但缺乏心理咨询和干预的能力；在“龙卷风式”的研究中，研究者仅向参与者收集研究所需资料，而不对参与者付出更多的情感关注，这种“将研究参与者视为工具或研究客体”的做法应被反思和批判。另外，参与者也有可能在研究之外频繁或深入地进入研究者的生活中，也可能造成反向的道德冒犯。

隐私大致可以分成三种类型：个人型隐私、交谈型隐私（如微信群）、公共场合的隐私（如医院门诊）。随着范围的扩大，隐私问题面临着更复杂的沟通困境。

在隐私保护中，匿名化的困难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村就“如何平衡保护隐私和呈现全面信息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并征集参与者们的意见。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福柯在《性史》第一卷中提出了“权力”的重要观点。现代西欧人将十八、十九世纪看作严重的性压抑的时代，然而，这一时期的“性”经由不同的机构（agency），被不断激发出来。村认为，在福柯的观念中，权力不是中心对边缘的控制，而是像蜘蛛网一样由诸多局部关系构成，是内在于而非外在于各种各样的关系。“性”是权力的重要形式，宣称性需要被“解放”还是没有逃出权力对性的部署。村借用比喻说明了这个观点：如同某个大人给孩子看了眼童话书的内页，未等Ta看清那精美的图片，书页已经合上，小孩子希望通过反抗大人以看到那张图片，但这件事情自始至终都是大人一手设计的。这种权力观进一步启发了我们对于中立和客观的看法。

那么，性/别研究可能会涉及哪些权力关系？

从研究目的来看，我们的研究可能存在以下一些对话：

其中，参与者和研究者这一对关系是权力关系的重要局部。在此，村也提出了三个问题，供大家进一步思索。

诸多研究中，研究者自己是“隐形（invisible）”的，常用第三人称、被动语态写作，甚至为了彰显写作的中立性和观点的普适性而故意隐藏自己的感受、想法、立场。从研究资料到研究结论，形成了一个学术黑箱。而这个学术黑箱恰恰需要被打开。

关于参与者的主体性，村认为，研究的过程其实就是向参与者学习的过程。研究者应该放下傲慢，拒绝用学术黑话去编织精巧的文字，客体化参与者。另外，村再次提到“龙卷风式”研究，认为研究并非收集资料后完全不顾及参与者，自行去生产学术成果。女性主义伦理观告诉我们，我们是社群的一员，在与Ta人的连结中构成自己。

关于研究者的主体性和研究方法自反性。如果把社会研究比作打靶，传统的研究方法就如同子弹向外射去。而自反性的研究方法是在向外射击的同时也射向自己，研究者自身并不外在于Ta的研究方法。

自我民族志就是一种自反的重要视角。传统民族志研究Ta者以反观我群，自我民族志则研究自我以内省我群。研究者召唤出日常生活中的情绪、感受、念头、事件，从这些富有意义的经历中切入研究进程，加入所涉及的重要人物，从而剖析并反观自我身处的文化和结构。这一方法打破了研究者和参与者的界限，研究者是共同的参与者、参与者亦是共同的研究者。自我民族志也受到了质疑，引发了真实性、自我浪漫化、自我诊疗、社群赋权、社会行动等相关讨论。

Ruth Behar在The Vulnerable Observer: Anthropology That Breaks Your Heart中提出，如果一种人类学不能打动人心，那它就不值得做。这同样是对规范伦理观的突破。以自我民族志为例，研究者可以真诚地邀请你故事中的关键人物进入你的研究和写作，与Ta们深入交流、补充视角，甚至可以激发共同的回忆、情绪。

主讲环节就到这里啦！在下篇中，我们会整理本次沙龙的有趣问答，敬请期待！

整理：窝窝头

修改：村

排版：实习生白羊

责任主编：C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