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历史，成为历史？

2016年6月30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决议32/2，史无前例地“决定任命一名防止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问题独立专家，任期三年。”[1]

此后，泰国国际法教授威迪·蒙丹蓬（Vitit Muntarbhorn）与哥斯达黎加法学家维克托·马德里加尔-博尔洛斯（Victor Madrigal-Borloz）先后出任此职，相继对阿根廷等4国进行了国家访问（country visit），撰写了5份专题报告（thematic report）、3份国别报告，并就基于性取向和/或性别认同的人权问题向31个国家发出了共计40份函件（communication）。

泰国国际法教授威迪·蒙丹蓬

哥斯达黎加法学家维克托·马德里加尔-博尔洛斯

依据决议，2019年6月独立专家任期将满，人权理事会亟需讨论任务的存废。由此，即将于2019年6月24日至7月12日期间召开的人权理事会第41届常会，也将见证47个理事会成员国就独立专家的设立再次进行表决。

时光如白驹过隙，预计于今年7月初进行的这一表决，距中国在2016年就创立独立专家一职投下反对票亦将有三年之久。

迄今为止，中国已参与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围绕“人权，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进行的三次表决。除在2016年投下反对票外，中国在2011年与2014年的另外两次表决中均采取了弃权的立场。[2]

在2014年的投票后解释性发言中，中国还对多元性别议题的“争议性”表示了顾虑，称“理事会不应对国际社会尚未达成广泛共识的议题报以过度关注，以避免理事会中的严重分裂与对抗。”[3]

与此相对，在马德里加尔-博尔洛斯于2018年就任独立专家后向人权理事会进行第一次报告时，曾在两年前投票反对设立此职的中国“认真听取了独立专家……的发言”，并表示：“中方反对一切形式的歧视和暴力，包括基于性取向的歧视、暴力和不容允现象。”[4]

从一票反对到措辞微妙的主动发言，在过去三年中，中国对独立专家一职的态度即使未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也再难说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般分明。

那么，在即将召开的人权理事会第41届常会上，独立专家这一任务将何去何从，而中国又将何去何从呢？ 

撇掉“不投票”的罕见情况不谈，中国在此次表决中将有三种行动选项，即投反对票、投弃权票，以及投赞成票。

同时，在投票之外，中国政府还有进行投票前/后的解释性发言，以及只投票、不发言两种选择。本期在场推测独立专家过去三年的工作可能给中国政府留下的印象，并讨论可能导致中国政府采取不同投票立场的各种考量。

反 对

虽然这是国内社群与倡导者最不愿看到的一种结果，但客观的说，中国政府并非没有可能投票反对独立专家这一任务的延续。

从路径依赖的角度来看，由于中国在2016年已经投过一次反对票，国际社会对中国在2019年采取更加积极的投票立场未必抱有多大期待，鼓励中国不投反对票的国际社会舆论压力也并不突出。

换句话说，对各利益攸关方而言，中国即使投反对票也是在意料之中，并不需要耗费额外的政治、外交资本进行投票前的疏通与打点。于是，在操作性上，反对票多少是“容易投”的。

从内生原因来看，自2016年以来，中国在联合国人权机制内就多元性别议题进行的表态尚未克服“历史文化传统”的思维定势。

2018年中旬，马德里加尔-博尔洛斯向人权理事会报告时，中国代表使用的措辞便是：

同年下旬，中国代表团在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时曾就同性婚姻议题进行评论，且打的仍是一贯的“历史文化传统”牌，即“同性婚姻不被承认，这并非是因为歧视，而是基于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的因素。”[6]

因此，在第41届人权理事会常会上，中国仍有可能延用“历史文化传统”的话语，并且还可能老调重弹，辅以“避免理事会中分裂与对抗”，投票反对独立专家这一任务的延长。

同时，从包括独立专家工作的外部因素来看，能够使中国政府倾向于投反对票的至少还有另外两个诱因。

首先，联合国的人权工作在近几年确实因人权理事会的内部分裂而面临严峻挑战。

其中，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即是美国在2018年的“退团”。与此同期发生的，还有联合国人权工作所面临的全面预算削减的压力。

在2016年，围绕是否任命独立专家而展开的对抗曾一度从人权理事会升级到联合国大会。当时，反对派国家所采用的策略之一就是拒绝联合国为独立专家一职拨款。[7]有鉴于联合国人权工作面临预算裁减的现状，以“省钱”和“防止理事会分裂”为由拒绝独立专家任务的延续并非无凭无据。

其次，同为亚洲国家的文莱在2019年4月曾试图推行拖延数年未曾落实的新刑法，其内容便包括在处理同性关系上引入“石刑处决”。

这一决定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负面关注，不仅使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发表声明表示关切，还导致包括独立专家在内的数名特别程序任务执行人联合发函。[8]

最终，文莱政府在回函中表示无意以性取向为由迫害少数群体，其苏丹亦在5月初表示，在实际实施新法时不会处决同性恋者。[9]

虽说文莱在行动上的稍许收敛是顾念到国际人权标准的表现，但在多元性别议题的国际倡导日趋政治化的背景下，如果中国政府对本国人权事业的发展缺乏自信，撇开身为大国所应尽的“保护的责任”不问，则极有可能将这一事件解读为以保护性与性别少数者为由干涉国家内政的案例，从而更加倾向于投票反对联合国在多元性别议题倡导方面的工作。

弃 权

如果说反对票是“投的容易”，那么弃权票则是“投的保险”的一种选择。

虽然国际社会在多元性别议题上仍有分歧，但这一分歧早已不是一些媒体报道刻意渲染的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间的对抗。

目前，在宪法内明文禁止基于性取向或性别认同之歧视的政治体在世界范围内仅有九个，其中，仅有葡萄牙、瑞典、马耳他、波黑和科索沃位于欧洲，且在其余四国中，墨西哥、厄瓜多尔、玻利维亚与南非很难被算作是“西方文化”主导的国家。

同时，在许多前殖民国家——包括印度与文莱，被用于刑罪化男性间性关系的“鸡奸法”（sodomy law），其实源于殖民扩张所引入的“西方文化”。[10]此外，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在整体上即对多元性别议题相当友善。

其中，阿根廷目前是联合国LGBTI核心小组（UN LGBTI Core Group）的联合主席之一，乌拉圭则是倡导性与性别少数者权利的“平等权利联盟（Equal Rights Coalition）的创始国之一。由此可见，在多元性别议题的联合国倡导的推动者中，从来不乏“非西方国家”的身影。

换句话说，“西方”与“非西方”在多元性别议题上的对抗本就是历史与政治上的建构。

如果中国政府对独立专家在过去三年通过国家访问所进行的观察有所了解，便会意识到多元性别国际倡导作为一个国际政治与人权外交命题的“被”建构性，而反对票则会使中国在这一尚在发展的论辩中无谓地失去回旋余地。

相反，以投弃权票的形式做出“不表态的表态”，则能使中国政府保持自身在处理多元性别议题时选项的开放性，从而为进一步观察其他国家立场的演变赢得更充分的时间和转圜所需的空间。

同时，鉴于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年中曾先后在人权理事会常会、普遍定期审议等联合国人权机构的审议中表态，承诺不歧视性与性别少数群体，反对票无疑是“自打耳光”，与中国政府的公开言论相抵触。[11]

鉴于独立专家在过去三年中整体保持的“不对抗”、“有建设性”与“求同存异”的工作风格，与其以反对票削弱中国政府在国际人权机制中的公信力，不如以弃权票做一个缓冲，避免落人以口实。

除了涉及策略上得失的考量，影响中国不投反对票的还将有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台湾。2019年5月，台湾“立法院”二读通过了同性婚姻法案，同性伴侣自此可以登记结婚，为亚洲首例。

对于大陆而言，台湾的这一动向无疑是冲击巨大的。在国台办2019年5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便有记者提问发言人安峰山“台湾日前通过同性结婚专法，请问大陆是否考虑准备开放同性婚姻合法化。”[12]

虽然在婚姻制度上有别，但有中国政府在联合国表示不歧视性与性别少数者的立场在先，加之考虑到台湾在多元性别议题上的进展所带来的国际性关注与认可，中国政府确实也有理由以“至少不投反对票”的方式重申对性与性别少数者的“不歧视”立场，才不落于人后。

赞成

最后，如果中国政府所属意的不是“投的容易”却自断后路的反对票，也不是“太极推手”般打马虎眼的弃权票，赞成票亦不失为一种打开局面的选择。

首先，由于独立专家的六大工作领域均不涉及主动倡导同性婚姻，投赞成票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须就推进同性婚姻等在国内尚有争论的议题做出任何承诺。

事实上，独立专家在过去三年的工作重点更多地落在了刑罪化、病理化等基于性与性别少数的暴力上，“婚姻平权”并非独立专家工作中的一个独立课题。

其次，在反对、弃权与赞成三种选项中，唯有赞成票能提醒国际社会注意中国在过去几年内在承认性与性别少数者权利上的积极进展。

由独立专家在过去三年的报告中对中国的零星提及进行推测，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在多元性别议题上的立场与行动其实知之甚少。

如此一来，莫说是中国政府在联合国人权机制内的积极表态，连国内的各项进展，譬如2016年生效的《反家庭暴力法》对保护个人不因性取向或性别认同而遭受家庭暴力所起的积极作用，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2017年将 《性别重置技术临床应用质量控制指标》更新为《性别重置技术管理规范》的进步，或是2017年中国首例跨性别就业歧视案的胜诉，都失去了更好地被国际社会看到与认可的一大渠道。

说到底，独立专家这一任务，其实不仅是防止中国在多元性别议题上被国际媒体不实刻画与报道的一道防线，也是难得富有公信力、且能够帮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在保护少数群体人权上积极进展的声音。

更重要的是，从大局与长远出发，投票赞成独立专家这一任务的延续，对中国人权事业“走出去”，参与、甚或是引领南方国家对国际人权话语的积极建构亦有裨益。

近年来，即便在多元性别议题的倡导者中，也有不少对南方国家或“非西方文化”在保障性与性别少数者人权上主体性与代表性的反思。

以文莱推行新刑法一例来看，西方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大多聚焦在性少数群体可能面临的迫害上，却忽视了新刑法在对待盗窃、婚外情等事项上同样采取了极为严苛、甚至可能是不人道的处理方式。而这种有选择性的话语建构在东南亚性与性别少数群体中也招致了质疑。[13]

同样，对于南非、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性与性别少数群体而言，能平等享有工作机会、高质量的教育，以及便捷地获取生计所需的资源、利用基础设施，以上种种均事关国家对“发展权同样是人权”的积极承认。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与2030年议程“不落下任何一人”的原则下，中国等南方国家在建构作为人权的发展权上具有重大利益，却难免在与倾向于依赖资本主义市场力量的一些国家达成共识上遭遇挑战。

在这一背景下，通过积极认可独立专家这一任务的价值与潜力，中国不仅能在表达自身及南方国家在保障人权上的真实诉求上打开局面，也能别开生面地刷新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多元性别议题上主张的印象，从而看到中国在过去几年内在承认性与性别少数群体上进行的努力。而这里的“国际社会”，同样也包括与中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有紧密联系的阿根廷、南非等南方国家。

换句话说，中国是否能在长远的未来于多元性别议题的国际倡导上为南方国家之表率，与中国是否敢于在第41届人权理事会常会上投出尚无前例的赞成票息息相关。

那么，诸君认为中国政府会在表决中采取什么样的立场与行动呢？请各位在文末留言，一起参与本期在场的讨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