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1月20日是国际跨性别纪念日，它的设立是为了纪念反跨性别暴力事件中的死难者，并提高大众对跨性别群体及其所受憎恨与歧视的关注。

同语Ta山栏目曾介绍过这样一个研究：对跨性别者群体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与个体或公众对其了解程度息息相关的，很多带有偏见和歧视的人事实上从来没有和他们歧视的人有过接触，他们的歧视很多来源于二手信息，是联系、想象的产物。

今天重温本篇，也是重温一个理念：

接触、沟通才是拆毁歧视与暴力的终极手段。

在美国，随着同性婚姻平权的实现，跨性别者议题已经成为自由派和保守派角逐的新校场，禁止跨性别者依自我认同自由如厕的厕所法案（bathroom bill）和总统特朗普的跨性别者从军禁令，都一度是最热、最具争议的政治话题。

然而，在中国跨性别者在主流舆论基本上没有任何声音，如果有任何的关注，就是被媒体“震惊部”们以“男生喜欢穿女装”、“人妖”、“变性人”等饱蘸污名与歧视的词汇博取眼球和点击率——被誉为中国跨性别就业歧视第一案的C先生案，最初就被以《女子爱穿男装遭辞退公司：形象与单位要求不符》这样的标题报道。而即使在中国的性少数（lgbtq+）群体内部，跨性别者也是长期被边缘化，甚至面临社群内部的歧视。

跨性别者恐惧症，“恐跨”（transphobia）如其名是一套以恐惧为食的话语。跨性别者，因为背叛了其指派性别，对将男权制规范（Heteronormativity）高度内化的普罗大众而言无疑是邪恶而猎奇的魑魅魍魉。“男的不像男的，女的不像女的”，是正常秩序的叛乱分子。在恐跨者眼中，只有遵循男权制僵硬性别二分的他们是正常的“人”，而性别他者们是反人的（anti-humanist），因此同理心的链条被斩断了，跨性别者在社会污名的重重涂抹中在公共空间中消失身影，而又持续陷在歧视的泥淖中。当然，同性恋者面临类似的窘境，但跨性别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远小于同性恋、双性恋等群体，只占大约0.3%，是同性恋、双性恋等群体的12分之一，这客观地加重了跨性别者的困境。

如我们ta山10月第二期《Ta山|大众眼中的跨性别者权益》中提到的，跨性别者的边缘化系统地体现在大众舆论、公共政策乃至学术研究中。在有丰富公众态度调查传统和实践的美国，截止至2015年也仅有一份针对于跨性别者公共舆论态度的研究。

话语的边缘化有直接的现实后果，跨性别者往往比其他性少数同侪面临更加剧烈的歧视、身体和心理的暴力，她们的自杀率也因此更高。美国全国跨性别歧视调查报告（the National Transgender Discrimination Survey）显示，78%受访的跨性别者在工作场合受到过直接的歧视或者不当对待。

雪上加霜的是，针对性别认同和表达的歧视很难被添加进美国既有的反歧视法律法规中。几十年来，美国法院一直拒绝将“恐跨”视为性别歧视。[1] 因此，美国性少数权益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在立法和政策制定方面，禁止对跨性别者的歧视。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下，争取多数人的支持是政策倡导的立足点，这也是为什么公众态度调查对于性少数权益倡导尤其重要的原因。

在中国，由于政治现实与国情的不同，开展大范围的公众意见调查显得困难，公众意见与政策之间的传导机制也不尽清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公共态度调查不重要。公共态度调查也是改善公众舆论状况的第一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威廉姆斯研究所在2014年一篇研究中就立足于一份全国性的公众态度调查，解析了如何增进大众对跨性别者权益的认同。

此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美国公共意见研究公司（the Opinion Research Corporation）于2011年开展的全国性电话采访，样本量共计1006个。基于该调查，超过半数的受访者支持跨性别者权益，认为跨性别者应该和同性恋、双性恋们享受相同的权利，并应该立法保护其不受就业歧视。另外，大多数（67%）的受访者都认为自己对于跨性别议题有较为充足的了解。但只有11%的受访者实际上在生活中认识跨性别者，而相对应的，认识同性恋者的足有58%。

研究结果显示，如果受访者自认为了解跨性别群体或跨性别议题，那她更有可能对跨性别者权益持支持态度。自认为了解跨性别议题的程度（perceived knowledge）主要与两个因素息息相关：首先，受访者是否在生活中认识同性恋者；其次，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具体地，是否有大学及以上的文凭。

同时，受访者与同性恋者的人际接触（interpersonal contact）会转化为对跨性别者的友善态度，这种现象被称为态度的转移效应（secondary transfer effect）——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作为同一个社群（community），是一个权益的整体、也是社会运动中相同的单位，因此大众对她们的态度一定程度上是链接的，相互传导的。因此，个体与同性恋者接触的体验也会影响到她们对跨性别者的认知与成见。本研究还提出了一个反直觉的结论——朋友或家庭成员是跨性别者并不会促使受访者更支持跨性别权益，反而会有消极影响（虽然影响不大），但没有分析背后的机理。

本研究本质上说明了一个问题，对跨性别者，或是其他任何社会弱势群体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与个体或公众对其了解程度息息相关的，无论这种了解来源于教育、大众媒体、公共讨论，或者是与被歧视群体的直接接触。很多带有偏见和歧视的人事实上从来没有和他们歧视的人有过接触，他们的歧视很多来源于二手信息，是联系、想象的产物。

共情来源于对“你和我一样是活生生的人”的体认，接触、沟通是拆毁歧视与暴力的终极手段。

作者注：“她”是女权主义者的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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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本期Ta山中介绍的内容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威廉姆斯研究所网站上的英文资料，在此表示感谢并欢迎大家浏览该网站的更多内容：https://williamsinstitute.law.ucla.edu/category/research/transgender-issues/ 在此对威廉姆斯研究所为撰写本文所提供的便利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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