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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社会与法律政策是民意的映射，那么及时而准确的捕捉民意就尤其重要。通过检测、研究舆情民意的涨落，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观察美国性少数权益运动的发展。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威廉姆斯研究所在2014年一篇研究中，综合了1977年到2014年共计325份相关民调的结果，就不同议题总结了美国主流舆情的变化历程以及变化肇因。[1]

从1969年的石墙运动到2015年的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婚姻平权，过去三十年里，美国民众对同性恋的态度不断缓和，整体上的支持率翻了近一倍，从1985年的30%到2014年的近60%。

同性性关系的合法性得到了更多美国人承认。在1986 年里根政府时代的Bowers v. Hardwick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维持了美国乔治亚州禁止同性性行为的反鸡奸法；而17年后，2003年最高法院在Lawrence v. Texas中正式推翻了bowers v. hardwick，认定所有州的反鸡奸法违宪——与此相对应的是对同性性关系的合法性的支持者由1/3的美国民众倍增到2/3，而据盖洛普2018年五月的调查，总体支持率已经达到了75%。

在婚姻平权上，美国民众对同性婚姻的支持呈现一个逐渐加速的过程，1980年代到2000年早期婚姻平权的支持率变化不大，较为稳定；2004年后支持率开始快速上升，于2010年左右支持率超过反对率。到2018年的今天，婚姻平权的支持率已经达到了67%，平均三个美国人中有两个支持性少数的婚姻自由权。[2]

公众对同性伴侣的收养权的支持率自1992也翻了一倍，到2014年大概有63%的美国人支持收养权。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公众对收养权的支持率甚至要高出对同性婚姻的支持率。

大众对性少数群体面临的歧视的认识不断增强，1978年仅有30%的受访群众认为性少数群体面临严重社会歧视，而到2013年有68%的受访者认识到了这一点。基于此，有72%的美国公众同意政府通过法律保护同性恋者免受就业歧视，75%的人同意保护跨性别者的工作权。性少数公开服军役的支持率也由1993年的50%上升到2012年的70%。

由此研究可见，性少数权益的公众支持不是一蹴而就的，对于不同种类、层次的权益，得到支持的速度和程度都不同，而随着性少数权利运动的不断深入，美国公众对性少数面临的困境和亟待保护的权利的认识和支持亦不断提升。

如何解释公共舆情对性少数群体的转变呢？在谈及性少数权益改善时，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论调是：等老一辈人退出历史舞台，新一代进步的“新青年”掌握了话语权，性少数权益就能自然而然守得云开见月明。真的是这样吗？

诚然，人口代际变化的确会导致社会文化和政策环境的大变革。[3]但是回顾美国性少数权益逐渐改善的历史，可以说，今天的美国性少数之所以能够在阳光下行走，在法律上和异性恋平起平坐，不是因为他们成功耗死了保守的老古董们，而是因为先驱们通过性少数权利运动推动了美国社会移风易俗（cultural shift）。这种文化变迁波及所有年龄层，男女老少、自由派保守派都在其影响下，能以更加积极的态度看待性少数及其权益。

本研究使用了年龄-时期-队列模型（The Age-Period-Cohort Model）来分析公众对性少数权益态度改善的真正原因。此模型区分导致文化变迁的三大可能因素：

•   年龄效应（age effects）：指个体年龄的增长而产生的生理性变化，以及社会经验的累积、社会角色和地位的变化，对其观点的影响。例如，一些研究显示个体对堕胎和同性恋权益的态度部分地取决于她的基因。[4]而随着人变老，基因对于她的社会行为和心理的影响会越来越大[5]；从另一个层面，随着人变老，进入新的生活周期（life-cycle），她的社会角色的变化也会影响她的观念。

•   时期效应（period effects），指全社会都经历的事件或者运动，对社会中所有年龄层同时产生的影响。例如，911恐怖袭击对整个美国社会的影响，导致民众倾向更严格的移民政策。[6]

•   队列效应（cohort differences），指的是某个年龄层或群体共同经历某种独特体验而产生的影响。最常见的队列效应就是以出生时代划分的代际效应，如美国的“失落的一代”（lost generation）、“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千禧一代”（millennials）；中国的“80后”、“90后”、“00后”，不同年代出生的人因为成长经历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不同而持有不同观念。所谓的“黑发人送走白发人”观点实质就是认为队列效应是性少数权益改善的主要原因。

而研究结果显示，队列效应并不是解释对性少数权益态度改善的主要原因，不同年代的受访者对性少数权益的支持率差异并不明显；同样，年龄效应的影响也不显著，不过年长者的支持率的确低于年轻人；时期效应才是公众态度变化的主要原因，自90年代中期，性少数群体的能见度（visibility）显著提升——更多性少数选择出柜，更多大众媒体上的性少数角色（艾伦秀、女子监狱、威尔和格蕾丝等），以及围绕着同性婚姻平权的全国大讨论、政策倡导——直接导致了公众对性少数权益支持率的快速增长。

因此，此研究给我们直接启示就是要破除消极等待，“时间会治愈一切”的心态，推动中国大众对性少数认识的变化，只能经由积极主动的倡导，只能在中国掀起我们自己的权利运动，从政策、文化、公共传播与讨论等各个层面提升议题的可见度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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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本期Ta山中介绍的内容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威廉姆斯研究所网站上的英文资料，在此表示感谢并欢迎大家浏览该网站的更多内容：https://williamsinstitute.law.ucla.edu/category/research/transgender-issues/ 在此对威廉姆斯研究所为撰写本文所提供的便利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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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案 |  邓丁满 

编辑 | 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