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对性与性别少数群体（LGBTQ+）的认知和态度在过去几十年内经历了重大变化，[1]而公众态度调查无疑是时刻把握这一变化所需的重要工具。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国内就多元性别议题展开的公众态度调查也开始陆续出现。比如，在201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便联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以及北京同志中心等同志组织，发布了《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 基于性倾向、性别认同及性别表达的社会态度调查报告》。此报告样本数量超过28000份，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就多元性别议题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全国性调查。除此之外，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缩写为 CGSS）在其2010年的调查中也涉及了公众对同性恋者态度的问题。[2] 但总体上说，国内相关调查数量较少，质量也良莠不齐，尚未在调查设计、实施及结果分析上形成系统性的、成熟的标准。

与此相对，在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就多元性别议题展开的公众态度调查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比如，在美国，涉及对性少数认同度的公众调查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出现，盖勒普民意调查（Gallup）甚至在1977年就针对公众对成人间自愿进行的同性性行为是否合法，进行了民意调查，而《华盛顿邮报》与ABC新闻的同类调查则在1981年紧随其后。[3] 可以说，针对多元性别议题的公众态度调查，在一定程度上走在了社会意识变革的前面，而这也使得公众态度调查在推进多元性别相关权益的倡导中起到了参照系一般的重要作用。

不同机构对美国公众在成人间自愿发生的同性性行为态度的调查，盖勒普（Gallup），ABC新闻与《华盛顿邮报》在调查中的设问都是：“您是否认为成人间自愿的同性关系应当是合法的”？| 来源：Flores, Andrew. "National trends in public opinion on LGBT rights in the United States." 

那么，如果要在中国国内开展有可持续性的公众态度调查，以把握社会在多元性别议题上认知与立场的进展，从而助力于性与性别少数社群的去污名化、推进反歧视、反暴力的倡导与服务，是不是可以简单的选择国外此类调查的某一个案例，然后照葫芦画瓢呢？

事情并非这样简单。抛开国家间文化、社会与制度上的差异导致的不适用性不谈，其实在同一个国家内，针对相同多元性别议题的不同调查都可能得出不一样的结果，而这一发现就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威廉姆斯研究所进行的综合性研究[4]。基于美国136次针对同性婚姻的全国性公众意见调查的数据，该研究发现，不同的公共态度调查得出的数据和结论不尽相同！

比如，在2013年6月的调查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数据显示，55%的美国人支持同性婚姻；但据昆尼皮亚克大学（Quinnipiac University）同期的调查，同性婚姻支持者只占49%。于是，从这一不一致展开，威廉姆斯研究所的这份研究，便旨在探究为何不同的公众态度调查会产生相差较大的数据和结论。同时，这一研究也证实了在设计问卷时会对调查结果产生较大影响的几个因素。虽然是在美国语境下得出的结论，但这一发现对中国研究者在公众调查的问卷设计上，或能在方法论上有所启示。

首先，据威廉姆斯研究所的研究，调查问卷使用的措辞值得注意。这是因为，不同的用词可能将受访者代入进不同的语境和话语体系（frames of reference）从而对调查结果产生影响。具体而言，虽然在语文上“同性婚姻”（same-sex marriage）和“法律允许同性情侣缔结婚姻”（legal recognition of marriages for same-sex couples）两个说法实际是同义的，但是由于“同性婚姻”在美国政治中是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词汇[5] ，使用“同性婚姻”一词可能会引发受访者无意识的联想，进而对调查结果产生影响。威廉姆斯的研究也证实了，使用“同性婚姻”这一措辞会降低该调查中受访者对同性婚姻的支持率。不过，除了“同性婚姻”这类关键词之外，问卷问题的遣词造句（question wording）对结果几乎没有影响；问卷的整体语境（question context）对“是否认同同性婚姻”这一单个问题的影响也相对很小。

其次，问卷回答选项的设置也和最终结果息息相关。其他条件不变，在设问中提供中立选项（“不知道”、“不支持也不反对”等）的调查所得出的支持率结果，明显比所有调查获得的支持率数据的平均值低（即系统性低估支持率）；而只提供支持或反对两个选项的问卷，则会得出比所有调查获得的支持率数据的平均值更高的支持率（即系统性高估支持率），不过影响不是特别大。

另外，进行调查的机构本身也可能成为影响调查结果的变量之一。不同的新闻机构和民调组织有不同的抽样、加权方式，问卷的措辞、样本量、报道策略也不尽一样，而这些特征都有可能对调查产生显著且系统的影响，这被称为民调的“机构效应”（“House Effects”）。威廉姆斯机构的这份研究指出，在昆尼皮亚克大学（Quinnipiac University）、福克斯新闻（Fox News）、安纳博格选举调查（National Annenberg Election Survey）的调查中，公众对同婚的支持率比所有同期调查所得支持率数据的平均值更低。而《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ABC新闻、美联社/国家宪法中心（Associated Press/National Constitution Center）进行的调查，得到的支持率数据则比上述平均值高。不过，在这份研究所考察的21家民调机构中有15家机构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机构效应”，这说明是否存在“机构效应”并不绝对。

回到中国语境中，笔者认为，在措辞上，由于多元性别议题（比如同性婚姻）在中国并没有被强烈的政治化，使用相关词汇与表述，对调查结果可能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不过，调查问卷中选项的数量与具体内容或能影响调查结果，这一发现可能是相对普世的，而中国的问卷设计者也可以在今后的公众态度调查中考虑这一因素。至于威廉姆斯研究所所提出的第三个影响因素——“机构效应”，这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6年报告中可能是有所体现的——该调查中问卷的发布形式（网上问卷）、渠道（性少数机构的网络账号）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调研样本的人口学结构，在取样不可避免地向对年轻人口、城市人口、性少数友善人群倾斜，并对最终结果产生影响。[6]

公众态度调查是反映社会舆情的窗口，中国公众对多元性别议题的态度及其变化关涉到每一名性与性别少数个体具体的境遇。由此，收集公众态度数据，也是促进这一少数群体的平等权益更好受到中国法律与政策保障的必要基础。于是，如何才能更好地设计调查问卷、使公众态度调查能为倡导者、立法者与决策者提供更加客观的数据呢？在此，我们希望本文为中国的有识之士提供了借鉴与反思的思路与参考。

致谢：

本期Ta山中介绍的内容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威廉姆斯研究所网站上的英文资料。在此表示感谢并欢迎大家点击阅读原文，浏览该网站的更多内容，在此对威廉姆斯研究所为撰写本文所提供的便利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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