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中，亲密关系的构建和维系不再以婚姻为前提，但没有一纸婚书，你的伴侣就可能无法获得婚姻关系中的配偶应享有的权益。家庭伴侣关系（“Domestic Partnership”）这一概念的出现，可以在一定程度解决因现行法律制度与新兴家庭关系不匹配而导致的问题。“家庭伴侣关系”没有一个确定的含义，美国人事管理局将其定义为两个未婚成年人（无论是异性或同性）之间的固定关系，其中双方将另一方视为自己的唯一伴侣，两方拥有共同居所，并互相分担对方重要的财务责任。[1]

在过去的五十年中，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私营企业，越来越多的雇主不仅为已婚员工提供配偶福利（“Spousal Benefits”），也为未婚但有稳定伴侣关系的员工提供家庭伴侣福利（“Domestic Partner Benefits”）。在美国，超过34%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为其员工的同性伴侣提供医保福利，超过50%提供退休金遗属福利。[2]私营企业中，近2/3的财富1000强公司和83%的财富100强公司采取这样的政策。[3]

一方面，在同性婚姻不受法律承认的地区，家庭伴侣福利政策的普及可以让不能得到婚姻保障的性少数伴侣获得与异性恋已婚伴侣平等的员工权益。另一方面，这些政策也能惠及那些拥有稳定同居关系、但又不愿意进入婚姻的异性恋伴侣。

当然，提供这项福利似乎对雇主来说是一笔额外的开支。那么，为什么家庭伴侣福利渐成一项越来越普遍的政策呢？

我们先来看看美国联邦政府在考虑为其性少数雇员提供家庭伴侣福利时，是如何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

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2015年宣判同性婚姻合法前，美国国会曾考虑制定《家庭伴侣福利与义务法案》。该法案旨在为性少数联邦政府雇员的同性伴侣提供医疗保险、人身保险、政府养老金等福利，这些福利已为已婚异性恋雇员的配偶享有。2009年，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公共政策与管理中心主任、经济学教授李·巴吉特在国会进行陈述，支持该法案的通过。[4]巴吉特教授本人同时担任威廉姆斯研究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下设的专门研究SOGIE群体相关法律政策的机构）的研究主任，在过去进行了大量有关SOGIE群体经济与政策议题的研究。

巴吉特教授向国会陈述，一方面，法案的通过可以让联邦政府性少数员工的家庭获得更好的保障。教授的一项研究显示，20%处于同性伴侣关系中的人没有保险，这一比例远高于美国平均水平。没有保险的个人常常在接受医疗服务后无法付费，而这些成本将转嫁给各级政府或私人保险公司。

另一方面，提供家庭伴侣福利增加的直接成本有限。巴吉特教授的一项研究表明[5]，为34000位性少数联邦政府雇员的同性伴侣和受抚养子女提供医疗福利的成本，在第一年约为6040万美元，相比于2008年的医疗支出只会造成0.41%的增长。而且，并非所有符合条件的雇员都会选择参加这些项目，因为有的性少数伴侣双方都是联邦政府雇员，且超过一半的同性伴侣已经通过他们自己的雇主获得了医疗保险。因此，联邦政府医疗保险项目的参加人数只会小幅增长0.55%。

同时，教授也指出有多个因素会抵消增加的成本。第一，因为雇员需要就家庭伴侣福利的估算价值纳联邦税，联邦政府可能因提供这些福利而获得更多的税收收入， 十年期间预计将有约1.18亿美元的额外收入。第二，如果该法案通过，联邦政府可减少因员工流动导致的成本。已有两项研究发现提供家庭伴侣福利会降低性少数员工考虑离职的可能性。美国联邦政府在人才聘用市场上需要与众多大型的优秀雇主竞争，而这些雇主大多已为性少数员工提供家庭伴侣福利。如果联邦政府的雇员跳槽到这些公司，政府则需要重新聘用、培训新员工。

对照巴吉特教授的分析，研究者想在中国推动政府和私营企业为性少数员工提供平等的伴侣权益，需要从两方面着手。首先，我们需要足够的数据证明相关政策可以让雇主在人才招聘市场中更具竞争力，且可以有效减少性少数员工的流动率。采用家庭伴侣福利政策的公司对中国性少数群体有多大的吸引力？是否能降低员工流动率以达到节约招聘、培训成本的目的？这些政策是否会提高SOGIE友好人群对这些雇主的评价？其次，我们需要预估提供这些福利带来的直接与间接成本。相比一些欧美国家，我国政府和私营企业提供的配偶福利较为有限。那么，这种情况下为家庭伴侣提供同等福利的成本是否也相对较低？

家庭伴侣福利政策不仅可以提高单个雇主的竞争力，更重要的是，这类政策的普及可以解决潜在的社会问题。

以美国为例，虽然大多数人都在为养老的问题担忧，但性少数人群因不能平等获取相关的公共资源而在养老准备中面临特殊困难。特别是，同性伴侣可能因不受法律认可而在雇主赞助的养老金计划中遭受不公待遇。威廉姆斯研究院200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6]发现，同性伴侣在积累财富、计划未来和转移财富方面遭遇困难：

A. 同性伴侣的不同特点对他们的退休储蓄和财富积累的作用不一：

• 同性伴侣相比异性恋伴侣拥有自有住宅的可能性更小，而住宅是大多数退休的美国人资产中最大的一块。

  
  

• 同性伴侣中的个人可能有更长的工作年限，这通常意味着更多的退休收入。特别是同性伴侣中的女性比异性恋婚姻中女性的工作年数更长。

  
  

• 同性伴侣中的个人有更高的受教育水平，由于教育程度与退休储蓄和财富成正比，同性伴侣可能拥有更多的退休储蓄和整体储蓄。

B. 同性伴侣关系中的女性在雇主资助的养老金计划中处于不利地位：

• 仅50%的女同性伴侣中有至少一个人有资格参加雇主提供的养老金计划，而异性恋伴侣中这一数据是56%，男同性恋伴侣中是79%。

  
  

• 仅46%的女同性伴侣中至少有一个人参加了雇主资助的养老金计划，在异性恋伴侣中这一数据是52%，男同性恋伴侣中是69%。

C. 65岁以上的女同性恋伴侣比异性恋婚姻伴侣少了近20%的收入（约1.2万美元）：

• 65岁以上的女同性伴侣在社会保险、退休金计划和利息/租金/股息收入三方面都落后于其他人群。

  
  

• 跟异性恋已婚伴侣相比，超过65岁的女同性伴侣领取社会保险金和接受政府援助的可能性要高70%到80%。并且，女同性伴侣步入老年后常需要继续工作来维持她们的家庭收入。

D. 因为联邦政府不承认同性关系，同性伴侣没有资格获得给遗属提供的社会保障。

注：这份报告发布时，美国大部分州还没有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所述内容与现行制度可能有差异。

该报告同时也分析了雇主在养老金计划中为同性伴侣提供同等待遇的成本。美国雇主通常提供两种养老金计划，一是固定受益计划，保证受益者在退休后享受固定等级的福利，具体的福利等级取决于收入和工作时间等因素；二是固定缴款计划，即员工（有时也包括雇主）向个人的账户缴费，养老金的数额和个人的缴费数目和投资的基金有关。无论何种计划，雇主主要承担的是修改现有计划和相关文件的行政成本。

由报告可见，由于同性伴侣不能同等地获得政府提供的公共援助，而私人雇主常常没有为他们提供公平的福利计划，同性伴侣的养老准备比异性恋伴侣更具挑战，因此产生的社会成本终将转嫁给政府和私营企业。相关研究估计，中国的同性恋人数达7000万，占总体人口比例的5%以上。[7]如今，中国越来越多的性少数人群选择与同性伴侣共度一生，如果学者能对我国性少数人群面临的养老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可以促使政府意识到为同性伴侣提供平等福利的重要性，从一个侧面推进性向平权工作。

另一个可能被忽略的群体是同性家庭中受抚养的孩子。2010年美国劳工部对联邦政府的《家庭及医疗休假法案》作出澄清，将法案解释为允许员工休无薪假期来照看其未婚同性伴侣的孩子。即使该员工没有通过法律程序收养伴侣的小孩，在孩子出生、被收养或生病时，雇主也应当批准不超过12周的无薪假期。

威廉姆斯研究院随后发布报告[8]估计，美国有56.5万对同性伴侣，47%可以享受这一法案带来的福利。约21.2%的同性家庭正在养育孩子，92%的这些家庭中至少有一个父母在工作。根据这些数据，将有超过5.1万个家庭受到这项新规定的影响。因为在家庭中养育孩子的同性伴侣平均有两个孩子，至少10.2万个孩子因此能得到第二个父母的照顾。

在中国，同性伴侣可能通过人工受孕的方式孕育了小孩，可能其中一方或两方在过去的异性婚姻中有小孩，而这些同性家庭在照顾孩子时无法享受公平待遇。例如，一般员工子女享受的福利，同性家庭中与性少数员工无血缘关系的子女则无法获得。又如，性少数员工在另一半生产时不能请陪产假。这些不平等的规定使得同性家庭的孩子获得更少的双亲的陪伴。

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表明，性与性别少数父母和异性恋父母一样有能力养育出心理健康、适应社会的孩子。[9]但同时，他们也与异性恋父母一样面临平衡职场工作和家庭责任的困难。如果政府和私人雇主能为性少数父母提供公平的福利政策，将有助于这些家庭中孩子的健康成长。

在很多国家，为同性伴侣提供平等员工福利的举措往往先行于婚姻平权。当下在中国推行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阻力还很大，更为有效的策略可能是先为SOGIE群体争取本应通过婚姻获得的一些物质保障，以此作为推动婚姻平权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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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本文中介绍的相关研究及报告均可直接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威廉姆斯研究所（Williams Institute）网页上浏览及下载：

https://williamsinstitute.law.ucla.edu/。在此对威廉姆斯研究所为撰写本文所提供的便利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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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案 |  梭边鱼

编辑 | 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