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美国最高联邦法院宣布了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斯一案的判决，在全美范围内确立同性婚姻的合法性。[1]案件宣判一周年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威廉姆斯研究所就全美实现婚姻平权带来的经济影响进行了研究。[2]报告显示，在该判决颁布后的一年内，登记结婚的同性伴侣大大增加，全美大约12.3万对同性伴侣在这段时间内步入婚姻。截止2016年6月，美国近一半的同性伴侣已经结婚，其中25%是在奥贝格费尔案之后结婚的。

报告首先对同性伴侣举行婚礼的直接消费进行了统计。根据2016年的一项调查，一对同性伴侣在婚礼上的花费平均为11000美元。因此，报告估计在奥贝格费尔案后进入婚姻的同性伴侣在婚礼上的直接花费总计达13.53亿美元。

同时，报告也对受邀从其他州来参加婚礼的宾客的旅游消费进行了统计。2008年马萨储塞州（美国最先承认同性婚姻合法性的州）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该州举办婚礼的同性伴侣平均会邀请16位来自外州的宾客参加婚礼，报告假设这一数据同样适用于其他州。同时，报告假设每一位宾客会在州内停留一天一晚的时间，并与另一位宾客共用一间酒店房间。基于美国联邦总务署和各州旅游署公布的每日食宿消费水平，该报告估计在奥贝格费尔案之后的一年中约有197万人次的州外宾客参加了同性婚礼，每人平均花费116美元，总计花费了2.28亿美元。

其次，报告指出，征收消费税的州和地方政府将直接从同性婚礼相关的消费中获益。全美的州和地方政府消费税平均为6.44%，奥贝格费尔案判决后一年内产生的同性婚礼相关消费为州及地方政府带来了约1.02亿美元的财税收入。

再次，这些婚礼消费也为各州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调查显示，平均83643美元的消费可以支撑一个全年的全职或兼职工作。基于这一数据，大量增加的同性婚礼在一年中创造了约18900个工作机会。

威廉姆斯研究所的这项报告显示，同性婚姻合法化不仅能赋予性少数群体平等的婚姻权利，也能为国家带来积极的经济效应。

其实，早在2014年，威廉姆斯研究所就针对当时还未承认同性婚姻的几个州发布了一系列报告，预测同性婚姻合法化可能给各州带来的经济影响。

以针对威斯康星州的报告[3]为例，根据该州2010年的人口普查，约有9179对同性伴侣生活在该州。在包括马萨诸塞州在内的多个州，实现婚姻平权后的三年内有超过一半的同性伴侣选择结婚。报告由此预测，如果威斯康星州认可同性婚姻的效力，将有约4590对同性伴侣走入婚姻。[4]

就直接婚礼花费而言，数据显示威斯康星州的新婚夫妇在婚礼上平均花费23782美元。但是，由于尚存的社会偏见，同性伴侣很难从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处获得相同的经济支持来承担婚礼费用。因此，报告预测同性伴侣在婚礼上的花费只有异性伴侣的四分之一，即5946美元。用这一数据，报告估计在实现婚姻平权的三年内，该州同性伴侣的婚礼将产生2730万美元的直接消费。

就州外宾客的花费而言，报告假设每场同性婚礼会邀请16位居住在外州的宾客，因此，若该州承认同性婚姻，三年内将有73440人次的州外宾客到州内参加婚礼，而这些人预计将带来约700万美元的消费。

在促进就业方面，威斯康星州在2013财年产生了108亿美元的旅游消费，支持了州内18.55万个就业机会。即该州每产生58221元的旅游消费，就可以创造一个就业机会。基于这些数据，婚姻平权将在三年内平均每年为该州带来至少196个就业机会。

在销售税收入方面，威斯康星州针对消费者征收平均5.43%的消费税或使用税，同性伴侣婚礼的直接花费和州外宾客的旅游消费预计在三年内为州政府带来共190万美元的税收收入。报告还未统计受益于这些新增花费的商家或个人需要缴纳的更多收入税。

威廉姆斯研究所的两组报告在不同时段、不同地域有一定的可复制性，可以作为婚姻平权的倡导工具。诚然，性与性少数人群的婚姻权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但如果能让政府意识到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带来的经济效益，可以为推进制度改革增添动力。

两组报告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如果不能保障同志群体的平等权利，社会将付出不小的“经济代价”。根据非营利平台“同志商务”发布的《2016年度中国LGBT群体生活消费调查报告》[5]，中国目前有七千万到一亿四千万人口的同志群体，“粉红市场”占有2万亿人民币的市场价值。如果我国能实现婚姻平权，除同性婚礼产生的直接或间接消费外，对同志群体更友好的社会环境将进一步刺激“粉红经济”的发展。

此外，如今全球已有26个国家承认了同性婚姻，其中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对于中国而言是传统的移民目的地。如果我国能推动婚姻平权、为同志群体创造平等包容的法律和社会环境，也可达到抑止人才外流的目的。

当然，歧视带来的经济代价不仅仅体现在不平等的婚姻制度上。在下周的Ta山中，我们会讨论为什么雇主要给员工的同性伴侣提供福利：如果雇主能为员工的同性伴侣提供平等的伴侣福利，则可以提高其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减少员工流失率、降低人力成本。我国如果可以通过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律[6]明确禁止针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就业歧视，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将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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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本文中介绍的相关研究及报告均可直接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威廉姆斯研究所（Williams Institute）网页上浏览及下载：https://williamsinstitute.law.ucla.edu/。在此对威廉姆斯研究所为撰写本文所提供的便利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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