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七条将家庭暴力的定义延展到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该法对“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既没有进行描述式定义，也没有进行列举式定义，根据文义，这一语汇理应包括共同生活的同性伴侣。

遗憾的是，在实践中，对于共同生活的同性伴侣间的暴力是否在《反家庭暴力法》治理范围内，还没有明确答案。[1]2015年12月，在《反家暴法》通过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人”是否包括同性恋的同居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任郭林茂在回答该问题时，先是称：

“家庭成员之外共同生活的人，包括监护、寄养、同居生活的，法律没有具体的指向，我不好说包括还是不包括。我们留下一个空间，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有一个司法解释的空间，未来我们把这个问题留给司法解释处理。”[2] 

但郭主任随后又补充道：

“我再补充回答一下刚才美联社记者提出的关于同性恋的问题，可能没有给你一个确定的回答，现在我给你进一步的确定回答。我们制定反家庭暴力法是根据现实中出现的家庭暴力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家庭成员之间发生家庭暴力，有很多实发案例，共同生活人员之间发生暴力的也有很多实例，你所说的关于同性恋在我们国家，我们还没有发现这种暴力的形式，所以给你个确定的回答，应该说共同生活人员不包括同性恋。”[3]

诚然，郭主任的解释本身不具有法律效力，也不符合对法律条文进行文义解释的原则，但他的先后两次回答反映了在制定该法时，行政部门认为同性恋之间的暴力行为不属于该法保护范围，理由是政府“还没有发现这种暴力的形式”。

反言之，如果有足够多的“实发案例”以证明同性恋之间的暴力确实广泛存在，那这种暴力形式就应当明确纳入《反家暴法》的保护范围。因此，搜集同性伴侣间暴力行为的实例和数据尤为重要。

有足够的实证证据后，我们可以积极[1]进行立法参与，让政府意识到同性伴侣间也会有严重的亲密关系暴力问题，且其发生率可能高于异性恋伴侣，政府有必要将这些受害者纳入法律的保护范围。首先，我们可以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反家暴法》做出立法解释，明确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包括共同生活的性少数群体（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其制定的法律所作的解释称为立法解释，同被解释的法律具有同等的效力）。

其次，我们也可以推动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澄清这个问题（注：最 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司法解释对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具有约束力，是办案的依据）。再次，当个人诉至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或其他救济时，我们也能让人民法院在发挥司法解释的职能时有足够的实证支撑。

那么应当如何搜集符合科学严谨性的实例和数据呢？我们先来看看美国是如何研究性与性别少数群体中的亲密关系暴力的。

亲密关系暴力指在浪漫关系里发生的任何过度的控制和攻击行为，体现为言语、情感、身体、性关系等不同形式。其含义与家庭暴力有重叠也有区别。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威廉姆斯研究所在2015年发布了一份报告，对针对性与性别少数群体中亲密关系暴力的现有研究进行分析。报告回顾了1989年至2015年之间的42份相关研究。其大部分研究发现，性与性别少数群体中亲密关系暴力的发生率与一般人群相当或更高。

我们先来看看这42份研究都得出了哪些具体结论。

参照威廉姆斯研究所的报告，我们如何能更好地在中国进行相关研究呢？

哥伦比亚大学的梅耶教授和威尔逊教授曾指出，取样是在进行性少数群体研究中最重要的一环。不适当的取样设计可能导致有偏差的结果，从而误导其他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从业者。在性少数人群的调查中，没有哪一种抽样方法是绝对的正确或不正确的，研究者需要评估每一种方法在各个研究问题和研究设计背景下的优缺点。[4]

目前较为迫切的问题是，我国的相关研究还很有限，缺乏性与性少数群体中家暴发生率的系统数据。同语于2009年完成了中国第一部性少数群体的家暴情况报告——《中国女同（双）性恋者家庭暴力状况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有48%的受访者因性倾向而遭受到来自原生家庭的暴力，42%的受访者受到来自亲密关系的暴力。[5]2015年，同语发布了《中国性少数群体家庭暴力研究报告》，该报告显示曾经遭受家庭暴力的女同/双性恋者比例高达68.97%，其中来自原生家庭的暴力的比例为49.16%，来自同性伴侣的暴力为42.64%。[6]但是，目前尚未有关于跨性别群体和男同/双性恋的相关数据。

同时，由于资金、人力有限，现有研究尚存在着样本量较小、样本本身缺乏代表性的问题。例如，北京同志中心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于2017年发布的《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研可视化报告》，采用了线上问卷的调查形式，发放问卷的主要渠道为微信、微博、百度贴吧等社交平台。[7]最终的调查虽然覆盖了大陆地区的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但来自北京、广东、上海、山东、浙江的受访者占到全体样本的42.4%。[8]同时，87.8%的受访者的年龄在30岁以下，54.3%为大学本科及以上教育程度，82.7%居住在城市。[9]可见，由于通过网络平台发放、提交问卷的局限性，这样的调查样本在受访者的年龄、教育程度和所处区域等方面都欠缺代表性。

威廉姆斯研究所的报告建议，在一般性调查中加入与个人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相关的问题，以得出更客观的结论。一个可能的思路是，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每十年会进行一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其中包括对女性遭遇家庭暴力的发生率的调查。在2011年进行的第三期调查显示，在婚姻生活中曾遭受不同形式的家庭暴力的女性占24.7%。[10]调查结果未对在婚姻生活之外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频率做调查（或未公布相关结果），也未特别针对女同性恋人群和跨性别人群进行调查（或未公布相关结果）。第四期全国调查预计于2020年左右进行，如果能敦促相关政府机构在类似的全国性调查中加入针对性与性别少数群体的设问，将对相关研究大有裨益。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认识到中国的同志议题还远没有主流化，参与到一般性调查中的难度很大。同志组织也可以着力于进行焦点小组访谈、报道典型案件，获得政府和媒体的关注。威廉姆斯研究所的报告涵盖的42份研究，在调查对象招募途径、调查方法、样本大小等方面虽有不同，但都与各项研究的具体目的紧密相关。比如，某项研究是为了了解女同性恋在遭受亲密关系暴力后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需求，研究者则选择在同志健康医疗中心发放纸质问卷。

在推动立法进步的同时，我们也应更多地关注如何才能使家庭暴力或亲密关系暴力的受害者更好地获得所需援助。例如，在遭遇到亲密关系暴力时，性与性别少数群体更倾向于向非正式的私人网络求助。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监督这些私人援助项目的效果？如何帮助改善这些项目的质量？又比如，在我国，庇护所能否为性与性别少数人群提供帮助还是未知数。虽然《反家暴法》第十八条规定政府可以设立临时庇护场所，但现实中受害人常常不愿向庇护所寻求帮助或无法得到庇护所的帮助。[11]而对于性与性别少数群体不能有效利用家暴庇护所的具体原因，尚缺乏系统的研究，也使得相关的政策推动难以进行。

作者 | WKK

排版 | 维允

编辑 | G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