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于西方世界强加给我们外国文化的做法表示关切……就像尊重LGBT人士的权利一样，我们也有责任尊重与LGBT间没有关系的那些国家的文化权利与价值。”1

转换成更直白的语言，《加纳时报》的网络版在2018年5月发出的上面一段评论想传达的意思其实是：LGBT是西方的文化现象；在加纳，不存在LGBT。

“我们尊重并捍卫所有公民的合法权利，不过我们这里没有同性恋，因此没有必要在法律或政策中纳入对LGBT人士的保护。”

这样的论点，你是否已经司空见惯、避之不及、望而却步了呢？

然而，仔细揣摩此类“文明的”恐同、恐跨言论背后的逻辑，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一个让人遗憾的现实：

——在全球层面，大规模官方调查中涉及多元性别及多元性别群体的数据确实存在大面积缺失的情况。以跨性别等性别少数人群的情况为例，在人口普查、国民健康调查、人口特征统计等官方权威数据中的“不可见性（invisibility）”正在限制政府、研究者甚至相关社群本身对其“存在”与“经历”的认识，而认识的缺乏无疑会使相关群体在摆脱边缘化处境与享受平等权利上的努力大打折扣。

正是抱着这样的问题意识，来自学界与民间社会组织的专家们于2016年6月聚集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了一场题为“性别少数数据收集：探究国际优先事项与最佳实践”的会议——

在此次会议上，与会者们一致承认，对性别少数群体的数据收集有助于实现四项重要目标。

1）增强社群可见性。

许多国家在当前政治中、或在传统文化里，对性别少数人士视而不见。数据不仅能展现性别少数社群的生存现状，也能帮助研究者与倡导者，揭露社群生存面临的挑战。

2）促进对性别少数人士的去污名化。

收集关于性别少数人士的生活及其人口特征数据有助于这一群体的去污名化。一方面，社会认识到性别少数人士同样在族裔、职业、年龄等方面具有非性别少数人士的多样性时，对性别少数者的污名化或将减弱。另一方面，这也能鼓励更多关于性别少数的研究，同时促进公共政策的调整与服务体系的完善、回应性别少数人士的需求。

3）记录性别少数人士的经历。

比如性别少数人士的“生命故事”，这种记录能帮助研究者了解跨性别人士等性别少数者的独特经历，及其在享受平等权利上与非性别少数者之间存在的各种差距，并使性别少数者社群在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更具代表性。

4）为相关政策与项目制定提供必要及可靠的信息。

政府在如何进行合理资源分配（包括资金分配）的相关决策上需要以可靠数据为支撑、依据与参考。因此，将性别少数群体的相关数据纳入决策所依据的数据池中，对法律及政策方面的倡导与改进而言均是至关重要的。

于是，民间社会的倡导与研究者们在本次会议中进行的四项工作也息息相关：

1）回顾既有研究在设计调查问题、以不同方式体现性别少数群体的现有努力

2）回顾收集性别少数数据的现有实践

3）讨论开发国际性最佳实践的可取性、可行性以及可能的模型

4）讨论未来的行动

那么，在收集性别少数群体相关数据上，究竟要考虑哪些方面呢？

不论是民间社会组织、学术科研机构，还是政府有关部门，空有一腔热情和简单的行动要点是无法“召唤神龙”，完成将性别少数人士纳入考量的大规模数据收集工作的。因此，与会者们也从最基础的“怎样识别人口中的性别少数个体”开始，深入讨论了如何收集性别少数数据的方法。

■ 你是否自我认同为跨性别人士？

A. 是

B. 否

——在涉及多元性别与中国性别少数群体的调查中，我们大概可以在调查问卷中看到与此类似的一问。然而，就是这样简明直接的设问也遭到了与会专家们穷根究底的批判性剖析。

这是为什么？难道我们一直以来的调查问题设计都有问题？

——因为，就像二元的性别指派一样，这样的设问并没有为认同为性别不顺、却对“跨性别”标签持抵触态度的性别少数者留出空间，同时也并没有考虑到“跨性别”在定义上的多元性，及不同个体对这一术语在理解上的差异可能对调查结果带来的影响。

而这恐怕也是为什么本次会议全程优先使用“性别少数”而非“跨性别”的原因。

实际上，表面是看似简单的、在大规模调查中“识别”性别少数的工作，在实践上却并不容易。而且，多种多样的调查、设问方式可以是条条大路，通向的却不一定是同一个“罗马”。

Picture 1 以上图片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威廉姆斯研究所（Williams Institute）的Jody L. Herman博士的幻灯片。（原文为英文）

如上图所示，左图以简单明了的单独设问来识别受调查者中的性别少数人士，而右图则通过两步设问来辨别受调查者是否为性别少数者。在仔细比较下可以发现：在左图中回应“不是”的受调查者既可能是顺性别人士，也可能是“不认为自己是女性、男性或跨性别”的性别酷儿。

右图中的两步设问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识别出受调查者在出生指派性别及自我性别认同上的差异。即便如此，在第一问和第二问中同时回答“男性”的受访者仍然可能在旁观者眼中具有非常“女性化”的性别表达（比如部分“Transfeminine”的受访者），并自我认同为性别少数。

上面介绍的“单项法”（single-item measure）与“两步法”（two-steps measure）各有千秋，也都在大规模官方调查中得到了应用。比如，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的调查采用过简明直接的单项设问。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基于加州健康采访调查（California Health Interview Survey，美国在州一层面最大的健康调查）而完成的“加州青少年性别表达的代表性调查”则采取了具有两步法特征的设问。2

当然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本次会议上，来自美国性别认同监测（Gender Identity in US Surveillance, GenIUSS）的专家还分享了更加恢弘霸气的多维度测量法：

Picture 2 图片来自西安大略大学的Greta Bauer教授在会议中的幻灯片。（原始文字为英文）

看起来既像单项法又像两步法是不是？你太天真了！多维度测量法要求被调查者在回答完以上两个问题后继续回答以下所有问题——

Picture 3 图片来自西安大略大学的Greta Bauer教授在会议中的幻灯片。（原始文字为英文）

虽然调查与分析成本恐怕会因复杂的设问而提高，但这种设问的严密程度也真是不一般啊……

感觉顺性别受访者简直会在回答完这些问题后，学习到很多关于多元性别的知识！

托这次会议的福，我们认识到了收集性别少数数据的方式。话已至此，你是不是很期待我们谈谈在收集性别少数数据上的国际性最佳实践？

然而万金油又哪是随时都可以有的？

目前，亚太地区的新西兰、尼泊尔、印度，欧洲地区的欧盟（欧盟基本权利署）、英国、荷兰，拉美地区的乌拉圭、巴西，以及北美地区的加拿大与美国均在大规模官方调查中有了一些不同程度的、收集性别少数数据的努力，比如在人口普查的性别调查中加入“第三性别”选项，等等。在回顾既有实践后，与会者们的结论是性别少数数据的收集在大规模官方调查中不仅可取而且可行，但有以下几点务必要得到关注：

1） 受到影响的社群要能够且确实参与到相关的数据收集及调查中。这涉及到代表性问题。此外，在全球层面的数据收集中，要注意到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之间存在的不平衡；进行相关数据工作的应当不仅是学术界，也需要有公共部门、民间社会组织等背景的参与者；同时，不同国家及区域的情况均应被包括在全球性的实践中。

2）相关数据收集及调查中应保证性别少数群体的安全

3）应考虑跨文化方面的相关因素。单一的全球性数据收集方法不会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如果仅以某一区域性实践所采用的模型作为最佳实践来参考，那么已经有过这方面尝试的欧盟等“西方”的数据收集实践/模型就会起到主导作用，这在标准制定与实践操作上未必对全球南方公平或适用。

4）在官方的大规模调查中进行数据收集需要制度性支持，这包括资金与合法性方面的支持；而全球性的努力可能必须要由政府和国际机构支持才能具有更大可行性。

不难发现，无论是要将以上哪一个要点付诸实践，都需要回归民间社会与社群本身的努力，而民间社会组织无疑能在这一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那么，为了让中国的性别少数人士在政策及法律中同样具有可见性，我们准备好研究既有国际实践、学习多种调查方法与国际经验，并将其落实到本国、本地的倡导与工作中了吗？3

致谢：本期Ta山中介绍的内容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威廉姆斯机构网站上的英文资料，在此表示感谢并欢迎大家浏览该网站的更多内容：https://williamsinstitute.law.ucla.edu/category/research/transgender-issues/

图文|鮟鱇君

编辑|Ica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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