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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语说法 | 消除性别暴力，建设法治中国（上）

相比于15日的“校园性别暴力”主题研讨会从国际视野落地到中国实践的思路，16日的“反家庭暴力”主题研讨会则主要是从对2016年3月生效的《反家庭暴力法》的反思开始的。这部历经20年，凝结着无数专家学者、律师和活动家努力的法律一经颁布，便同时收到了赞扬和批评。如今，《反家暴法》已经实施近两年，它的效果如何？给实务工作者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需要如何改进？这是是日研讨会的主要内容。

前联合国妇女署项目官员郭瑞香老师带来了“任何形式的针对妇女的暴力：不可接受，并非宿命，可以避免”。郭老师指出妇女人权等于人权，“虽然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仍然是最严重的侵犯人权情况之一，但却被人们最常容忍”，而“暴力既是性别不平等和歧视的原因，也是这一问题的后果”。性别暴力可以发生在家庭内，也可以发生在社会上，还可能是国家所做或纵容的等等。性别暴力的原因复杂，既有文化上的原因，也有经济上、政治上的原因，还有法律上的原因，就包括“警察与司法人员面对妇女和儿童时社会性别意识淡薄”。消除性别暴力 可以从“收集暴力数据”、“研究性别暴力的成因和后果”、“提高执法者和司法部门的性别平等意识和服务能力”、“监测评估政策的实施情况”等方面入手。

香港中文大学的孙耀东老师为大家带了了“LGBTI人士在家庭内面对的压力和负面经验”，他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基于性倾向、性别认同及性别表达的社会态度调查报告》为基础进行了介绍，这一报告有超过18000位LGBTI受访者，主要采用网络问卷的形式。报告显示，中国性少数群体在家庭中并未受到很好的接纳，有56.6%的受访者表示家人有着完全/不太接受的态度，67.7%的受访者表示来自家庭结婚生子的压力很大/比较大，更有54.2%受访者表示曾面对来自家人的负面对待，严重者甚至包括被家人施以身体暴力（1.8%）、被家人鼓励、劝诱或胁迫进行SOGIE的矫正治疗（4.5%）、与他人发生非自愿的性行为（1%）。中国性少数人群承受着较大的心理困扰。

跨性别中心负责人卓卉莐给大家带来了“跨性别群体家暴状况、反家暴法实践与建议”，让我们看到了跨性别群体遭受到的更为普遍和严重的家庭暴力。中心调查显示，1640 位可能或确定被父母或监护人知道身份的受访者中，仅有6位从未受到来自原生家庭的暴力。跨性别家暴中极端暴力概率很高，如家庭成员威胁杀害、被迫自杀和谋杀等。除此之外，未成年跨性别人士遭受家暴的状况十分令人担忧且解决起来十分棘手。中心调查显示，未成年人家暴个案约占总个案数的30%，未成年跨性别人士遭受家暴后面临着一系列困难，包括受教育权丧失、没有经济独立能力、监护权剥夺及转让困难，基本只能回到暴力环境等等。根据这一调查报告，中心提出了对反家暴法的建议，主要涉及对跨性别人士家暴的认定、加强对跨性别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和普及多元性别知识和反家暴知识。

来自北京同志中心的齐霁分享了中心和彩虹暴力终结所共同接待的一例个案，是一位跨性别未成年女孩路人的故事。这位女孩因为自己的跨性别身份而被家人强制带回老家，并被送入精神病院治疗。最后不幸自杀身亡。

来自彩虹暴力终结所的周林柯带来了“彩虹暴力终结所家暴个案现状呈现与分析的分享。”彩虹暴力终结所是旨在为性与性别少数社群提供性别暴力直接干预服务、提高社群伙伴反抗暴力的意识和能力，提升之际服务者的干预技能、促进合作的民间组织。自2016年6月成立至今，已接到53例个案，这些个案中，来自原生家庭和亲密关系的暴力分别为51%和43%。出柜与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子女对父母出柜常常会伴随家暴的后果，而在亲密关系暴力中，威胁公开对方的性取向则成为了向对方施以精神暴力的重要手段。彩虹暴力终结所在服务中发现，反家暴一线部门对于涉及性少数群体的家暴干预颇为不力，22次报警中只有6次出警记录，而妇联的积极干预仅占全部干预的一半。针对这些现状，彩虹暴力终结所建议能够对反家暴责任部门进行多元性别平等的培训，使其干预家暴的能力提升；同时，也应促进和民间部门的合作，发挥民间部门对某些特殊群体家暴干预上的专业性。

来自DAWS残障妇女网络的彭玉娇分享了“残障女性的家暴现状”。对这一群体来说，家庭暴力有着不同的特点。例如，在亲密关系方面，相比起非残障伴侣之间的亲密关系暴力，残障伴侣之间的家暴问题显得更加难以处理；残障者的暴力还涉及家庭亲属成员之间的间接歧视；智力损伤者遭受的来自家庭的暴力更加频繁等。研讨会上彭玉娇放映了一部反映残障人士遭遇家暴的短片，令人震撼。彭玉娇在分享中指出《反家暴法》中虽然对残障群体有所提及，但有宣示性的规定，并无具体实施细节，对残障者的家暴情况缺乏关注或缺乏说明。残障妇女除一般性家暴外，还会受到一些与残障相关的虐待，例如贬低和指责、采取人身约束方式的肢体暴力、要求以性关系换取必要帮助的性暴力，且因为她们的残障在家庭内部或外部需要协助者，使她们更容忍虐待行为。据此，DAWS为反家暴法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提升利益相关方的残障和反家暴意识，如对妇女工作者和残障者工作者进行残障知识和反家暴意识培训；第二，建立多职能部门的合作机制，如残联和妇联建立合作机制，为家暴法的推广部门和执行部门提供针对残障者实际需要的支持；第三，开发无障碍信息和改善救助所的无障碍设施：家暴法的推广部门应当开发能够提供合理便利的信息给到不同障别的残障者，使其能获得家暴法相关的信息；同时，家暴法的执行部门也应该要确保家暴受害者的救助所或者支持体系应该是无障碍的。

残障女孩拉拉拾壹讲述了自己形婚遭遇家暴的故事，因为自己的性少数身份暴露她的家人逼迫她结婚“完成人生大事”，她和身为男同性恋的B先生缔结了形式婚姻，怎料这成为了噩梦的开始。B先生的父母对她的生活进行各种干涉和限制，不允许外出工作，公公对她性骚扰等等，而B先生则对她不闻不问。当她提出离婚时，B先生一家却不同意，甚至要求赔偿违约费。最终拾壹在几经周折半年后才终于离婚，身心俱疲，慢慢才走出阴影，开始了新生活。

在这一部分，来自湖南警察学院家庭暴力防治研究所的欧阳艳文老师和来自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的吕孝权律师，分别从“从警察视角对《反家庭暴力法》实施的几点建议”和“从律师实务视角谈《反家庭暴力法》实施的几点建议”。

公安机关是反家暴干预的一线机关，对家暴的干预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遗憾的是，从这两年的实践经验来看，部分警察由于对反家暴知识不熟悉，对特殊群体的情况不熟悉甚至性别意识薄弱，造成了其干预家暴的不力，甚至对受暴者造成二次伤害。来自湖南的欧阳艳文老师则是这方面的先行者，他对《反家暴法》的实施从警察视角提出了五点十分具体的建议。第一，强制报告制度要明确后续措施，即与告诫制度、紧急安置制度和警察其他措施衔接及与多机构的服务系统衔接，例如与监护撤销制度、临时庇护制度、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和强制辅导教育的衔接。第二，在告诫制度的使用上，不能怕用和误用，造成这两点主要是警察对于告诫制度的了解不足；第三，更加突出脆弱群体的保护，反家暴法规定了对特殊群体的保护，不要缩小特殊群体的范围，残障人员受暴更加隐秘更需要关注；第四，将性少数群体纳入共同生活的人范围，尤其从现实来看，反家暴法应当对这部分人群提供保护；第五，多机构合作协调联动是必由之路，这样反家暴工作会更有效，只有真正把这样一个网络一个机制给建立起来，才能够有效地发挥1+1大于2的作用。

律师在反家暴工作中十分重要，吕孝权律师从法律专业角度和从事反家暴维权的实务经验出发指出了现行《反家暴法》的问题和建议。首先，要树立起“家庭暴力零容忍”理念，规范好防治家庭暴力的相关要害关节，确立起政府主导下的多机构联动干预的工作机制，从顶层设计层面定好反家庭暴力的基调，具体操作办法可以交由实施细则、部门规章、司法解释及地方性法规等相关配套制度予以进一步细化明确。具体来说，第一，《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七条“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理解应作适度放宽的广义理解；第二，举证责任方面，应适当向受害人倾斜，对家暴行为的事实认定，应适用民事诉讼的优势证据标准，并且实行一定情况下的举证责任转移；第三，学习他国经验，对加害人实施强制矫治；第四，对家暴的调解，轻微、偶发的家暴可以调解，但要坚持受害人无过错原则、有保留的中立原则和背靠背调解原则。并且建立家庭暴力风险评估机制，对高风险案件不适用调解；第五，家暴以暴制暴的轻刑化和去罪化应明确写入法律之中。

在会议的最后，主办方之一同语主任徐玢做了最后的总结发言，她说她很高兴看到这一个会议可以有来自政府部门、政策制定部门的人的参与，国内这样民间和政府间对话的机会其实在这几年越来越多了，也有更多的政策制定者开始倾听民间组织的声音，支持这些群体的诉求。各种关注不同议题的民间组织，虽然关注的人群不同，但面临着相似的不平等的问题，而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相关的，都是相连的，她希望这次会议能够成为一个新的开始，让更多的民间组织能够参与到我国的立法当中去，去建议，去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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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G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