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我国“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这意味着，除非当事人有伤害自身或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危险，并经人民法院合议庭的强制医疗决定，任何人不得被强制医疗。

这是2012年《精神卫生法》的重要进步：由过去强调权力在精神病院，医院只要告知患者病情、病况、病程、实害结果，即可决定入院治疗，转变为强调权利在患者，患者必须主动提出申请，自愿接受治疗才可以治疗，除非存在强制医疗的情形。

根据《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强制医疗适用于“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且“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或者“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

所以，如果不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如不满足病理性条件，即没有精神科执业医师的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其患有严重精神障碍，或不满足危险性标准，即没有自伤或他伤的行为或危险，不得被强制医疗。

根据《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疑似精神障碍者发生伤害自身或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危险，“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诊断由医疗机构中的精神科执业医师所做出。

实践中，对于有“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危险”的疑似精神障碍者，当地公安机关可以对其进行临时性强制措施（理论上是放在看守所），然后由公安报送法院、启动特别程序。法院请专门的医院或鉴定机构对当事人是否存在严重精神障碍进行诊断，并经《精神卫生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五条“初次诊断——再次诊断——自主委托鉴定”过程，没有异议的，人民法院合议庭做出强制医疗决定。

对于有“伤害自身的行为或危险”的疑似精神障碍者，朱宝律师认为实践中启动程序可能不在公安，而在当地的居委会和社区。并且尽管理论上可以强制医疗，但朱宝律师认为法院大概不会判定强制医疗，因为他没有伤害到社会上的其他人。

根据《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强制医疗的送治主体包括“近亲属”。第三十一条，对“伤害自身的行为或危险”的疑似精神障碍者，强制医疗需“经其监护人同意；监护人不同意的，医疗机构不得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第三十二条，对于有“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危险”的疑似精神障碍者，“患者或者其监护人对需要住院治疗的诊断结论有异议，不同意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的，可以要求再次诊断和鉴定。”

所以，父母一般有权送子女入院治疗，但强制医疗要满足患有“严重精神障碍”的病理性条件和“有自伤或他伤行为或危险”的危险性条件。此外，对16岁以上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可以以申请变更监护人。

当事人有一项非常重要权利的就是律师辩护权。律师可以运用“事实、法律依据、关键性证据”的思维与警察沟通，并可利用刑事、行政、民事程序解救当事人。

任何人都可以申请律师的介入。当事人最好有授权委托书，没有委托书律师的合法性会有一定风险。此外，公安机关报到法院后，法院需要看当事人是否有律师，如果没有律师，会启动法律援助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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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会见探访者权，《精神卫生法》第四十六条：“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尊重住院精神障碍患者的通讯和会见探访者等权利。除在急性发病期或者为了避免妨碍治疗可以暂时性限制外，不得限制患者的通讯和会见探访者等权利。”

所以，只有存在合法理由，医院才得“暂时”限制通讯、会见权。长期、始终限制患者通讯、会见朋友社群是非法的。

此外，《精神卫生法》还规定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第三十七、三十九、四十三条）、获得适当治疗权（第四十一条）、保护患者的人身安全（第三十八、四十条：“禁止利用约束、隔离等保护性医疗措施惩罚患者”）、查阅复制病例资料权（第四十七条）以及诉讼权利（第八十二条：“精神障碍患者或者其监护人、近亲属认为行政机关、医疗机构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侵害患者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提起诉讼”）

前期，有权利意识，明确自己有自愿权；全力避免进入强制理疗程序，如与父母积极沟通；准备授权委托书，交给律师伴侣朋友等。

中期，注意自我保护，保证自己的精神稳定，谨慎吃药；避免被殴打或性侵，不要与医疗人员有过多肢体性冲突。

后期，正面面对，不要有精神压力；积极索赔。

此外，无论前中后期都可以找当地的找朋友、社群、律师求助。

如家人突然说带ni去×××玩；带你去偏僻的场所；突然带ni去找医生；故意避开ni进行电话通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