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拉拉社区口述史 | 运动化与组织化·同语故事
北京拉拉社区口述史
同语于2009年2月开始策划北京拉拉社区发展口述史项目，同年6月正式启动，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共采访社区活跃人士38人，考察了9个民间小组和活动空间。从2016年9月开始，同语固定于每周三推送个人口述故事，这一次，我们将把目光转向北京拉拉社区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二十余年间的发展，试图通过重要的事件、个人与时间点来拼接出北京拉拉社区、组织与运动发展的大致脉络。从5月24日开始的五期每周三的推送中，我们会着重介绍2004-2007年间北京拉拉社区的运动化与组织化发展过程。今天的文章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同语在这段时间内的发展历程。
北京拉拉社区历史发展脉络（文末有往期链接～）
1997年以前：同志社区的萌芽
1998年至2003年：拉拉社区的独立与发展
2004年至2007年：拉拉社区的运动化与组织化
2008年之后：挑战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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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语
2004年12月，在拉拉沙龙运行一个月之后，闲开始正式推行她组建拉拉小组的计划，在北京姐妹小组解散之后重新采用社会运动的方式推动北京拉拉社区的发展。12月，闲在“天涯”上发帖招募拉拉小组志愿者。因为当时小组尚未建立，所以在这篇帖子中闲表达了想组建一个拉拉小组、聚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的意向。2005年1月21日，这个小组的成立会议在当时正准备开业、日后极为火爆的拉吧——西厢房酒吧召开。西厢房酒吧是北京第一家非专场形式的全天候拉拉酒吧，它的老板是闲在美国时认识的朋友。通过这层私人的关系，闲为小组的第一次会议找到了会议地点。有大约20个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有闲在美国认识的一些朋友、在北京认识的一些有兴趣参加组织的拉拉、以及在网上看到闲发出的帖子“慕名而来”的人。小组核心成员之一的追命后来讲到她为什么会有参加这个小组的想法：
追命：
那个时候我真的也没想要做那种宏观上的事儿，（我）不是那种人。所以04年10月份的时候，我就把想起（人名）想要引荐我认识闲的事情给拒绝了。后来（2004年）11月份的时候，特别巧，我大学时候的女朋友回来找我，说想跟我一起住。但是我问她想不想跟我和好，她说她不想跟我和好，只是想跟我同住。因为她刚刚跟她的男朋友分手，心情特别不好，就想让我陪陪她。然后我挺生气的，我就问她为什么我俩不能在一块儿。她说因为她受不了偷偷摸摸的生活。（我）受大刺激了。然后我就开始想这个事儿应该把这个社会改变一下，而不是原来，我觉得，俩人好就成了。工作好，生活好，什么事儿都好，就不用往外跑呀，什么的。就跟大多数拉拉的情况是一样的。之前我一直是这样的。后来这个情况实在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不是因为这个工作也好，什么也好，就能真的怎么着的，我觉得这个实在是，需要改变一下的。但是偷偷摸摸这事儿，不是一个人的能力能够改变的。一个人是改变不了的。你不觉得吗？后来，她（闲）不是号召做那个小组吗，我觉得这是个办法。
西厢房酒吧 (图片来源：beijing.english.china.org.cn)
在这次的会议上，大家讨论决定了小组的名字、宗旨，也热烈讨论了想要做的事情。
闲：
那次会议就大家一起讨论说这个名字叫“同语”。因为它是第一次会议，第一次会议你不能讨论具体的一件事，而是要讨论大家想法、看看大家想法、梳理一下大家想法，看大家想干点什么。当然这个小组如果有名字的话、有一个共识的话，是什么，所以第一次会就是讲这些。第一次同语的会议是有20人参加，大家七嘴八舌，真的讨论好多大家想做的事。我印象最深的是杂志，很多人想做杂志， 20个人中好像有一半的人都想做杂志。……而从我的角度，我当时一直想做一个整理女同志资料、文化和知识（的资料库）。
追命:
（访谈员：你还记得那个名字是怎么起的吗？）就是政法大学的一个大四学生说叫同语吧，然后她说同语音谐同女嘛，真是她说的，然后大家都觉得挺好的。她真是就这么说的。（访谈员：除了取名字、大家说自己想做什么，还有其他什么环节吗？）当然也有，比如说这个组织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为什么要成立，为什么人服务，公益的。但是当时应该没怎么定，这是后来闲跟另外一个孩子，她们俩好像最后定的稿。因为当时没有写成文字，当时只是大家在那儿说嘛，说想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包括宗旨，好像也是。宗旨（即平等、多元、和谐）好像是闲定的。然后要做什么。
依托当时已经建立而又急需扩充内容吸引人气的拉拉沙龙网站，拉拉资料库开始了初步的建设。同语的热线于2005年1月成立大会之后也很快就开通了。尽管通讯工具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从BP机到小灵通、手机），但是对于热线形式的运用在北京姐妹小组和同语的行动中是一致的。闲用她当时一个接听免费的小灵通作为通讯工具，在每周拉拉沙龙举行的时段和地点，由她和志愿者接听热线。同时举行了一些培训活动，对接听热线的志愿者进行热线咨询和同志知识的培训。之后，同语的例行会议每月一次。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同语没有自己的办公地点，每次都需要使用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的会议室开会。关于最初的几次例行会议，追命还略微提到一些。
追命：
那个时候1月份成立完，2月份好像也开过会。但是那次开会也是大家说说想做什么，还在说这个。然后后来3月份就是（热线）培训了。
作为一个拉拉小组，同语参加的第一个较大型的活动是2005年4月，崔子恩、万延海、杨洋、朱日坤等人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次同性恋电影节。虽然并不是电影节的组织者和主办方，但是当时刚刚成立不久的同语还是动员了一些志愿者到电影节帮忙，比如宣传、参与观影、卖票等等。闲还被电影节邀请作为电影节女同论坛的嘉宾。跟上一届的电影节情况类似，这次电影节也是在放映了半天之后遇到困难。电影节最初的电影放映地点选在了北京大学的百年讲堂里，电影节开幕、电影开始放映的半天之后，一位在百年讲堂工作的电影放映员，以“影片有问题”为由向校方反映情况，北大也旋即叫停了电影节。而与上一届不同的是，这一次的电影节随后转移到了北京798现代艺术区的一个艺术工作室继续进行。也许这是有了上一届经验的电影节组委会的“第二套方案”吧。
2005年，第二届同性恋电影节（左为崔子恩作品《旧约》主演，右为北大影协成员）
图片来源：leiden.dachs-archive.org
2005年5月同语做了第一次志愿者招募，这一次的招募既是为了同语核心成员Sylvia申请到的爱知行的一个暑期学生调查项目，也是为了计划在6月举行的全国女同社区工作交流会。这一次的交流会与爱知行所举办的男同会议同期举行，拉拉大会的会程有两天。此次会议的目的一是联络全国各地的拉拉社区活跃人士，讨论一下目前大陆的女同社区现状以及大家能够做些什么事情，二是促使各地建立起一些女同小组或者女同组织，所以可以称作是一次以联络为目的的会议。这也是与1998年女同大会的不同之处。1998年的女同大会对于参会人员的身份并没有限制，而这一次交流会的参会人员都是各地拉拉社区中的运动活跃分子（Activist）。来自大陆各地以及香港、台湾的拉拉共4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追命：
当时其实也没有什么社区活动。北京当年的姐妹小组也解散了，好多人都找不着。闲就从她之前就认识的人里面找了一些人请他们过来，也请男同小组帮着联系了一些拉拉。这样全国各地的零零星星都有一些人来，黑龙江的，西安的，上海的，成都的，广州的。另外还请到了香港的Connie 和台湾的王苹。外地的这些人里面有一些是版主，一些大网站的版主，比如深秋小屋的那个东东；有一些是开同志酒吧的。因为当时全国各地都没什么活动也没什么小组，所以就更不用说小组的发起人或者活动分子了。另外还有一些就是男同志组织推荐的拉拉志愿者。
在全国各地几乎没有拉拉小组和社区活动的情况下，这次联络性的全国会议带来了一定的成果也留下了一定的遗憾。
追命：
会议主要就是想看看大陆的女同性恋能做点儿什么，讨论可以做的事情。另外也是想号召号召大家，加强一下彼此之间的联系。其实好多时候，开会的目的，是想促进一些人之间的联系，社区的拉拉的活动，或者小组的成立。比如后来想起（人名）回去成立了女爱小组，于是（人名）他们的小组在那前后也开始了组织活动，算是那次大会的收获吧。……不过开完这个会以后还是有好多参加会议的人就找不着了，不见了，没有联系，也没有了回音，也不知道哪儿去了。
根据闲最初的想法，要先在北京做一些成功的事情，再将经验逐渐分享到全国各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同语在其成立的第一年所筹办以及参与的活动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在热线、电影节、全国性会议之外，还有健康调查、夏令营、文化节等多种活动。
2005年5月同语的志愿者Sylvia、邝全等人获得了爱知行研究所暑期学生项目的小额资助，决定对北京拉拉做一次较为系统的健康调查。调查的主要方式是用问卷收集数据，并对数据进行统计性分析。从7月22日到8月28日期间，一共获得215份实地问卷（问卷主要在每周的拉拉沙龙和酒吧进行发放）和816份网络问卷。基于这近千份问卷获得了十分重要的关于北京拉拉整体情况的一些参考性数据。较高的吸烟率、较低的安全套使用率和妇科检查率、较大的心理压力是这一次调查所反映出的情况。11月份最终的调查报告出炉，后被上传至同语和爱知行的网站上。
2005年秋天，闲和爱白的负责人冰蓝合租了一套住宅，作为同语和爱白的办公室。而同语和爱白的合作还不止于此，从2005年暑期开始，同语便与爱白一同参与了大学生夏令营的举办。大学生夏令营面向全国公开招生，每次的营员在20人左右，而对营员的身份并没有限制，只要对同志议题感兴趣的大学生都可以报名参加。对于非同志的报名参加是非常欢迎的。每一届的夏令营都会有一个主题。05年的第一届夏令营主题是对同志友好的校园环境。
闲：
第一届好像是怎么建立一个对同性恋友好的大学校园环境，那一届就有一半的非同性恋来，有一些学生社团的人。他可能在社团中搞活动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议题）。做研究的我还真不是特别清楚有没有人来，可能当时不太倾向于做研究的参与这个，因为更多的它是校园活动。然后第二届（2006年）它是讲同志和心理学，就是主要讲心理上的（身份）认同啊，还有心理学在同志的议题上的（情况）。第三届（2007年）是文化艺术创作，就是做同志的艺术创作，后来那个创作之后又办过一个小小的作品展览，那届其实办得挺好的，冰蓝是主要策划的，我自己也做过一两次的培训老师。
夏令营由爱知行研究所筹资，同语和爱白参与具体的组织工作。夏令营的时间大约10-14天，第一届夏令营的地点是在北京郊区一个度假村，第二届、第三届则是在北京市内用租用的一套大公寓或者几套公寓来进行活动。夏令营的基本形式是围绕某一主题，开展一系列相关的不同形式活动，在学习的同时强调大学生的参与。例如在关注文化艺术创作的那一届夏令营中：
闲：
上届文化艺术那个，我觉得特别好玩，就会去专门讨论同志电影，讨论这个艺术创作怎么写小说，讨论艺术作品然后就是分组做创作，然后还组织大家去听音乐会、看展览、看戏，我就觉得真的就特好玩。
培养新一代的大学生，让他们在获得更多资讯、摈弃既有偏见的基础上更多地参与到同志运动中来，这是大学生夏令营确实做出的成绩。例如后来北京同志中心的核心工作人员杨紫光、积极推动同性婚姻的白咏冰以及先后在同语和爱知行做法律工作的魏双双都是大学生夏令营的毕业生。这种“有点像培养年轻一代的”活动，闲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闲：
这是一个大家的运动，我们需要年轻一代新鲜血液，因为老人应该退休我觉得，很早应该退休。（访谈员：那你觉得他们身上的运动意识呢？）需要培养，但是我觉得你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年轻一代的历程跟早一代的历程是不一样的，他们时间很短，很短时间他们就能够搭上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后面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整个的社会发展，中国近十年的观念，因为这些年轻的同志们他们也是年轻一代，就比如90后，80后，就是跟整个中国的观念变化和社会变迁是有关的，所以是它的一个折射，所以是不一样的。（访谈员：那他们对政治的敏感性？）我觉得会有更高的敏感性，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他有一个很强的自主意识，不像我更上的我父母一代人，他们经历过文革他们会觉得应该远离政治，就会很倾向于个人的权利是无法向国家、向社会去要的，但现在我觉得80后这一代，就这个个人的意识就大大增强，90后就不要说了，那个人的权益他们也会（去争取），因为他很关心个人，在某一方面很自我为中心吧，就很考虑个人的利益，但另一方面他懂得要争取个人的利益，个人的权益吧。
除了第一届夏令营之外，同语与其他组织在2005年底又声势浩大地合作了一次，即第一届北京同性恋文化节。在前面三次大型活动（注：2001、2005年同性恋电影节和2001年女同性恋文化节）遭遇不同程度的阻碍和困难之后，这又一届的文化节筹办更为精细。文化节组委会于7月成立，崔子恩任艺术总监，万延海负责筹款，闲负责论坛活动的组织，杨洋负责演出活动，朱日坤负责执行。文化节的场地也准备了两套方案，一是对外公开宣布的798仁俱乐部，一是如果遇到问题即转移到上下线酒吧，这个二号地点没有对外公布。这一次文化节的活动可谓是空前的丰富，有完全面向公众的8个展厅或展览，两场完全开放的晚会（节目包括歌唱、舞蹈、话剧、舞剧、相声等等）以及两天的论坛活动。可以说，文化节不仅内容丰富，也十分公开，似乎要把这个文化节从社区内的小活动做成一个社会层面的盛大同志节日。而根据追命的回忆，作为艺术总监的崔子恩的原意也正是如此。
追命：
人家崔子恩做的时候就是要这么说，不然他就觉得没有公众效果了。他就是说我们就要，主要他不光用同性恋，主要他的词写得还很，用国家的新旧啊，特别火的那种词，他就是故意要试一试，因为05年那一年，其实发生好多事儿。就是艾滋病的那个（节目）在央视播了，就是《以爱的名义》，那一年他们都觉得，国家要放宽了，所以崔子恩也想试试到底能放宽到多少。反正他就做得特别大。他是要做那种肯定要人知道的。
崔子恩 (图片来源：google.com)
其曾为文化节撰写过如下序言：
上帝创世，有天有地，有了光，有了爱，无论同性异性，女女男男，都分享。
天地造物，有四季有冷暖，不论女男同异，性与情，肉与灵，都乘凉，都取暖。
社会人间，有贫富有贵贱，有男尊，有厌女，有恐同，背离上帝和宇宙。因此上，须改造，陈腐秩序，老旧文化。
新社会，女男平等自不待言，同性恋异性恋平等已成新的底限。
衡量新中国是新还是旧，要以同性公开相恋的程度为准绳。
我们敏感的肩上，有着当今社会的重量。
如果我们被压垮，表明它无可救药。倘若我们弓着腰，说明它摇摇欲坠。若是我们悄悄躲在柜子里，总是不敢现身，意味着它的封闭，依旧天衣无缝。或者我们打开了一扇柜门，向外眺望，社会的风景一定不够美丽，不会引人入胜。或者我们偶一在一隅欢歌，悲歌的人群却低着头颅，在左近彷徨。或者我们偶尔抬起骄傲的眉目，时代的雨点却会化作黑污的痰唾。
我们不能公开手挽手。我们不能公开唇吻着唇。我们不自由。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社会不进步，时代不解放，人众不宽容。
在中国，同性恋或许还不足以自豪，但是，耻罪的角色一定是歧视者和压迫者。
我们在这样的现状中，坚强地生存。有时，我们隔着社会的柜板，怀想自由的宇宙和平等的上帝。有时，我们行动起来，去环保我们的爱情环境。有时，我们舍生取义，在火焰中，试图把自己冶炼成金。有一天，同性恋纯炼成阳光，照亮的，将是整个人类。
同性恋也许不是金子，但肯定是这个时代黑白美丑的试金石。
在这里，第一次，我们集体展现以我们为主体的远大叙事。我们身体的摄影，我们手中的图画，我们歌声的翅膀，我们思想深处的光芒。在这里，我们严肃地表达我们评判社会的权力与尺度，我们的光荣与梦想。还有，不忘记炫彩我们抒情的尾翼我们的美丽与哀愁。
2005年确实发生了一些可能会让人错误估计形势的“放宽性”的事件。2005年两会期间，李银河第三次委托人大代表向人大提交了同性婚姻提案。李坦言并没有奢望提案能够被通过，而是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引起全社会包括政府高层对同志人群的关注。2004年底、2005年3月和8月中央电视台制作并播出了3期有关同性恋议题的节目，题目分别为《央视论坛•同性恋：回避不如正视》、《新闻会客厅•我了解的中国男同性恋》和《新闻调查•以生命的名义》。而仅仅在2005年一年之中，地方性电视台（天津卫视、广东卫视、南方电视台、四川电视台和南京电视台），包括凤凰卫视，一共制作和播出了7个与同志议题相关的电视节目。更有众多的报纸媒体[1]刊登了有关同性恋的报道或文章。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崔子恩和其他文化节的主办者尝试着将这一次的文化节办得公开化和盛大化，但是结果并没有他们预期的那么好。
[1] 《文汇报》，《南方周末》，《陕西日报》，《华声月报》，《健康报》，《文化时报》，《大众医学》，《祝您健康》，《人之初》，《希望》，《南方文坛》，《风采》，《计算机与生活》，《音乐与表演》，《母语》，《新闻周刊》，《凤凰周刊》，《I世界都市》，《莽原》，《花城》，《城市画报》，《山花》，《芙蓉》，《北京文学》，《青年文学》，《作家》，《电影文学》，《电视•电影•文学》，《现代文明画报》，《时尚健康》，《法制早报》，《环球》，《南方人物周刊》，《成都晚报》，《成都商报》，《中国发展简报》，《时尚男人》，《魅力先生》，共38家。
2005年12月，在文化节开幕的前夕，本来预定好的798仁俱乐部告知文化节组委会他们不能为文化节提供场地。
追命：
我还去看过地点呢，去798那儿。那地儿还真不错，是可以做画廊的那种，还有上下层。那地儿还挺好的，本来是租那儿的。结果警察就直接给那地儿打电话，就说你不能接这个。他们也就打电话给我们说不能接，就不能办。
根据之前的经验，虽然警察的行动不能算出乎意料，但毕竟令文化节的组织者感到失望和无奈。文化节的队伍向第二套方案中的工体上下线（on-off）酒吧转移。12月17日下午5点是原定的文化节开幕酒会，就在志愿者为开幕做最后的布置的时候，酒吧忽然涌进来几十名警察，把门封住了，并且以消防设施不过关为由将酒吧强行关闭。此时已经有不少前来参加文化节的朋友被挡在门外，逐渐聚集了一、二百多人。警察开始遣散人群，大家一群一群地去附近吃饭。在吃饭的过程中，凌回忆说警察就在他们吃饭的地方盯着。
凌：
我们先在旁边的一个餐厅吃饭，然后吃饭的时候另外一桌就是警察，因为听他们说话就知道。
本来没有对外公布，甚至是“对外封锁消息”的文化节第二地点为什么会被警察如此迅速地摸到呢？原来，在筹办文化节的过程中，杨洋把文化节的一些情况告诉了她在香港一家报社工作的同学。原以为就是同学之间的聊天，没想到这位记者同学将杨洋告诉他的事情直接刊登在了报纸上。警察便是根据这篇报道提供的线索找到了文化节并没有对外公布的第二地点。事后，杨洋非常伤心和失望。作为两次电影节和一次文化节的组织者，杨洋在大学毕业之后去了比利时。
石头：
杨洋那天悔得哭得哟。报纸的这种就是信不得的，她真的就会给你报出去的。关键是杨洋比较年轻，她不知道这事，她特伤心，一直在那哭。
追命:
（对杨洋）打击非常大。在那个《誌同志》里头，杨洋就说过那段。杨洋说她觉得北大太差了，那个电影节被关了嘛。然后文化节也被关了，还是因为从她嘴里透出去的，也被关了。杨洋可伤心了，那天我就看到她在那里哭啊哭啊
这样的大型活动的又一次失败给北京的同志社区又一沉重的打击。本来被邀请致开幕词的李银河也在这之后很少出现在同志社区的公共活动之中。此后一年，即2006年，北京同志社区几乎没有大型的活动。时间似乎又回到了2001年那一次的女同性恋文化节。而这一次，在运动形式的同志活动遭遇重大挫折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草根文化的韧性。
作者 / Asuka
编辑 / 艾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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