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没有什么问题，我没有身份认同的一个纠结的过程，我是能很快就坦然接受现实的一类人。”

我最初参加活动是因为大四那年我跟女朋友在一起，我之前没有交过女朋友，她觉得因为我之前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人、也不知道有这样一些团体或者组织，她的私人目的是想让我去确定一下自己的身份，但是我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没有什么问题，我没有身份认同的一个纠结的过程，我是能很快就坦然接受现实的一类人。

我最早知道闲，也是从女朋友那儿。那个时候正好同语申请下来那个家暴的项目。那个项目当时是闲、Eva她们两个商量着说有这个项目可以申请，她们去申请下来了。因为我是社会学专业的，比较自然去参与其中，也是像现在做一个项目的话就会招一些志愿者，如果有兴趣的就可以去参加。当时女朋友就说你就去看看呗，我第一次见到她们是在山木蓝。山木蓝是一个酒吧，在南锣鼓巷，然后那次是有一个活动，是东南亚来了一帮做艾滋病相关公益活动的人，在那个活动上Eva做的是翻译，我就去跟Eva打了一下招呼，Eva就说我们下次开会你就来吧。第二次开会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就一直跟着在做这个家暴项目，其实在这中间我没有特别专门去认识一些人，就是后来在开会的过程中熟了。

我真没把“身份认同”那个东西当回事，也可能是因为之前我们社会学专业比一般的人接触到这个话题要多一些。我觉得就是只是说我喜欢的这个人恰好是一个女生而已，然后一起在同语做项目的这些人也曾经是、正在是或者将来想要跟女生在一起。

山木蓝酒吧

“我觉得我有那种欲望，比如说我谈恋爱什么的，我想让别人知道，就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大学同学有两个知道我是拉拉，她们是我大学最好的朋友，当时是怀着喜悦的心情跟她们讲，她们倒没有说我变态，但她们对我的反应有点异样。她们大概略带为难地跟我说你不要陷得太深、不要走下去。我对这两个人“出柜”算是失败，但是我觉得我有那种欲望，比如说我谈恋爱什么的，我想让别人知道，就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在跟大学这两个朋友出柜失败之后，我还没死心，我有一个初中同学关系挺好的，后来高中她就去了加拿大，我跟她说了，因为我觉得她是国外回来的会不会好一点。她的反应也是那样，说她能理解，也不会觉得变态或者怎么着，但是她会觉得走下去会比较难，可能之后面对的生活也会有很多问题，包括对父母、对家里人、甚至对应这个社会给你的压力，她大意是说要是想玩就玩会儿，别搞得太过。

有了这三个失败的案例，我之后对我的同学，包括我家那边的初高中同学、小学同学，我觉得还是不要说，因为保不齐什么事情就能传到我爸妈的耳朵里，但是我还有一个高中同学知道，因为她也是拉（拉），她就懂，虽然她现在又跟一个男生在一起了，但是她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好很多。另外，像我的同事之类，也完全不知道。

图片来源：网络

在同语做志愿者，我最大限度的认识或者遇见了这些人，一些参加活动去的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拉，不仅仅在街上看见那种抽烟、说脏话、打架的小T，也能看到更多的P，这个是很难得的，可能在街上就认不出。之前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人会是拉，但是我去参加这些活动认识一些人之后就知道，其实所有人都有可能成为拉，她们并不是特定某一种人，也不分教育或者其他条件，三六九等什么样的人都有。

家里面，我爸妈会对我说，怎么还没有男朋友，然后大概09年八九月份我跟他们说我有男朋友。这个比较巧，因为我大学时候的一个师兄是gay，这个人去过我家一趟，我就跟他说，要不我就跟我家里说你是我男朋友吧，他也同意了。我家里人见过了他，也不会急于让我再把这个人带回去，于是他们就不会催我了，用我姐的话来说呢，就是说他们并不是特别着急你没有结婚，他们着急的是到现在你还没有男朋友这件事情。我想，那行吧，那就有一个男朋友吧，那之后我爸妈明显就被安抚了。

“同语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一群人。”

加入同语完全是一个新鲜感，你想，一帮拉拉，我有一点猎奇的心态。我之前就知道闲做过这样一些事情，觉得特别传奇，可能知道闲的人都会觉得她是一个传奇的人。第一次去见她时，我是带着敬畏的心态，我的预期就是，她可能没有那么平易近人、那么亲切，可能会比较接近老师、学者给人的感觉，或者是社会运动家。但当你真正接触她的时候，你就发现她的这些所谓的传奇是一点一点平实、踏实地做下来的。

同语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一群人。从起初加入做志愿者到后来做兼职研究员，我很难去想一个“加入”或者是“退出”的状态，这会太正式，好像需要有一个仪式或者是有一个文字的东西。同语不是这样，只是一群人，我们共同来做一件事情，如果我时间多，我可能花在上面的时间多一点，如果这段时间我比较忙，可能就会逃避的去做一些事情。但如果我已经开始在负责这件事情，所有人都能离开，那我应该坚持到最后，即便做得差强人意，但至少咱们把它做完了。而闲总是能在我在上一个项目刚刚做完的时候就提出了下一个，引诱我继续做下去的想法，刚刚做完家暴，就觉得终于做完了好轻松啊，突然闲又说再做一个口述史。

先说说“家暴”项目，这是一个有点熬人的项目。2006年的七八月份，我第一次去开会，刚开始我在其中是一个志愿者。最初项目前半部分是调查，后半部分是基于调查做一系列的倡导，后来钱上面不太够，就想先把调查做完。当时开会，主要在讨论调查的问题，社会调查我参加过一些，包括做问卷、访谈，于是我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验。闲跟Eva就觉得我比较有经验，让我做这个调研部分的负责人。其实那些经验在这还是不够用的，很多事情还是需要闲和Eva来，我基本上是在她们的保护之下，从专业方面尽可能的去帮助这个项目。一开始是做问卷，之后就是找访谈，访谈确实比较难找，一个你必须是要有家暴经历的，另一个是要愿意谈。最后我们访了十三个人，那时我们的访谈员比较少，一个人可能访两三个，不过像有一些访谈员是打了一枪然后就换了个地方，她可能就只访谈了一个。当时几乎每周都要开会，但流转速度比较快，到后来真正盯着做完的人和最开始的人就完全不一样。从头到尾能盯下来的是我、闲、Eva、追命，大拿和Karen也是后来才加入的。

《中国性少数群体家庭暴力研究报告》

我之前没有参加过这样的NGO，不会体会到这些，它会中途进来一帮志愿者一起做这个项目，但你不能以一个特别严格的标准去要求志愿者，包括她的工作质量、工作时间。也可能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拖的人，你拿给我做的事情，我可能警告着自己能做完，但是要去催别人，我就会先拖着。当然和这个项目本身的难度也有关。这可能也是同语的工作风格。经验上来说，刚开始都没有特别明确的分工，除了定负责人之外。之后更多是看谁在某一个方面、或者时间上合适，负责人慢慢就会把这类事情都交给她。另外，我发现比如开完一次会之后，志愿者都挺有工作热情的，但是（如果）这中间——尤其是像我负责跟人去协调这个东西的——一旦停止下来了，那对于一个志愿者来说，她如果一、两个星期都没有接到你的任何音讯的话，热情其实也就没有了。所以我这次就是鞭策自己如果每一次会议下来有一些我要去做的事情，或者是我要去催谁、去协调谁的时间，我就会尽快的去做，这样就有一个上行下效（的作用）。

你就不能按照一个公司、或者是一个老师带队的项目来要求，因为这中间没有上司-下属、老师-学生的强制性关系。它不好的地方是你对它的效率没有办法那么高的把握，好的地方就是你其实基本上个人之间的关系还是挺好的，一个项目做下来你总能够私人结交一些朋友，但是你在公司、在老师的项目里面很难达到这一点。

“如果你写的东西能够留下来，就像我们现在看的书一样，我们是不断从书里面学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就很了不起。”

同语的事情基本上是在周末，可能平时需要抽一点时间推进一下。另外我自己也在一家外企工作，上了这么久的班，觉得那个工作真挺没意思的。我在公司的抬头是分析员，就是把那些数据捯饬捯饬，然后分一下国家，跟老板说这个国家涨了、这个国家跌了、那个国家做的不好什么的。

我是觉得，其实在同语做的事情能够给我更大的成就感，虽然可能你的力量很小，但是你确实能影响一些人。在这个过程中你做的事情，包括你跟其他一些人的交往，你能够对别人的生活有促进，比如说让她们生活得更好、或者是交更多的朋友。相比而言，我的全职工作就是给一个公司打工，所做的事情就是帮他们挣钱，当然你可能跟一些同事交往，但同事之间的交往既不能远了又不能近了，是隔着的。不像我在同语，我能够把每一个跟我一起做这个事情的人当做朋友，至少在交往的过程中，基本上不会去特别避讳一些什么事情。当我出去，我就是同语的志愿者，感觉同语是我的后台，你通过同语认识到了一些人，她们也认识了你。可能有一些人走了，但是之后还可以有进一步的联系，同时你还会认识更多的人，所以其实她是一个人跟人的结合。

说在同语这份工作有意义，是对我自己来讲的。其实帮公司挣钱也是有意义的，但我一直都觉得“有意义”是对一个人有一些比较深层次的影响，不仅仅是她跌到了你把她扶起来，或者是饭卡没钱了你把饭卡借给她，更有意义的是你在她——尤其是在她这个情绪或者是心理上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够开导她、能够帮助她，当然如果力所能及的在物质上或者生活方面我能帮忙的，我会帮，但是我觉得更有意义的是你能让另外一个人过得更好一点。

但这个“有意义”是你一对一的角度来讲的，从一对多的角度怎么来讲呢。比如说你之前一对一的方法你只能说你是一个知心大姐、妇女之友的状态，但是怎么能够帮助到更大范围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继续读书是件挺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可能你写下的一些东西，它们虽然只是文字，或者是你做的一次调查，它们可能只是一些受访对象，但是你这些东西真的可能会影响到一些人。如果你写的东西能够留下来，就像我们现在看的书一样，我们不断从书里面学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就很了不起。如果说生命突然终结了是意味着一个人之后什么都做不了了的话，那人活了这么久的意义在哪里呢？像我有一些比较先知先觉的同学，他们会初中就在考虑这个人活着有什么意义的这种问题，他们就去看叔本华的书之类，我当时还完全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名字。他们会来跟我讲，但我当时觉得我不应该考虑这个问题，我应该每天好好活着，但是后来呢我觉得确实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几千年来人们都在考虑这个问题，那你活了几十年你说你到底做了些什么呢？比如说你养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小孩，然后呢？比如说你挣了很多钱，然后呢？你死了之后这钱它马上又进入流通领域了，你对世界没有什么贡献，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

我是后来看了那个杨绛的书《走到人生边上》，她写的时候九十多岁，朝不保夕，她就在想如果有一天她突然没有了，回顾这一辈子为什么这样活着，其实什么都剩不下来，可能剩下来的就是她的灵魂，她是相信灵魂的。当然我觉得可能是人岁数大了一点还是希望死后有一个什么东西能够继续存在，有一个寄托，她就把那个东西叫作灵魂。问题就是你留下来的灵魂的好坏，其实就是你留给后人的一些东西，所以对她们来说呢，就像她写的书，说不上万古流芳吧，但是肯定还会继续影响一些人。我觉得我就比较认同这种“有意义”，我挺容易没有安全感的，这安全感包括我会去想突然有一天我不在了，或者我没办法工作，就感觉特别空虚。所以我觉得我进了同语之后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长进，因为她们给我这样一些机会去表现了一下我的价值，至少是能影响这个社会的一部分。所以未来，我是希望能够继续念书，做研究，写些东西。

杨绛《走到人生边上》

本文访谈于2009年11月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访谈、整理 / 柯晓

 编辑 / 艾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