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京上大学之后，我就去找一些拉拉活动的场所。上大学之前，我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学校——家里——学校，没有自己的空间，没有自主权。也没空，因为作业太多了。所以我当时很好奇，好奇在北京的这些人的生活状态，我希望去了解学校之外的人是什么样子的。我之前已经做了十几年的学生，我觉得很厌倦了。虽然上大学意味着还要继续做学生，但我觉得这不一样，因为以前我基本上是被“囚禁”在学校和家庭里面的。但是到了高等教育阶段，我就可以离开父母的这个原生家庭，可以开始有自己的空间。

2005年，karen（右一）刚上大学

有关同性恋的东西，我最初是通过阅读书本来了解的。主要是萨福和尤瑟纳尔这两个作家。文学对我来说是最好的途径。在家里不方便上网，如果要上网的话，必须到客厅里用我爸的电脑，这样总会有一些蛛丝马迹留下来。我爸对电脑这块是比较熟悉的，我不希望有任何的麻烦。

身份对于我来讲，并不像对于很多人那样，好像我知道我是同性恋或者我觉得我不是。因为在16岁之前，我基本上认为，去爱另一个人是一种缺陷。我认为对另外一个人付出感情是一种示弱的表现，是一种应该避免和克服的东西。所以，尽管我从来就对女性感觉到亲近，也有一种情感上的渴望，但是我不会给自己任何机会。去恋爱的权利，我不给自己。其实我是在同语做了志愿者之后才开始了解什么是同性恋文化、什么是同性恋社群、什么是同志的平权运动的。在这之前对于我来讲，同性、特别是女性之间的这种情感模式，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已，不过，它也是我认同的一种生活方式。

上大学后我就开始上网查，看北京有哪些同志的组织或者活动地点，然后就看到女同志这边的沙龙，在那边就碰到安可，也碰到闲。我已经不记得第一次去沙龙是什么主题了，我那段时间大概每周都去，但基本上就是去听她们在说什么，并不在乎主题。我对于学校以外的生活完全不了解，也不知道作为一个成年人生活都是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坐在那里听就得了，她们聊什么我就听什么。大学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沙龙给了我一个机会，去接触更多的人，这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讲是非常需要的。但后来，我发现它不能够满足我的求知欲，因为，第一，它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情感问题，而很多人是带着种种情感的困扰来的。第二，我发现她们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一种类型的重复。我已经大概知道她们过的什么样的生活。但是，在北京这个城市还应该有很多其他的生活样貌。我希望能够了解更多。在我完全不了解的时候，我会觉得去了解就是很好的，但是，当我了解一些事情以后，再重复给我灌输同类信息，我就会觉得我吃不饱了。

相对于这些校外的活动来说，我在校园里面的社团经验基本上是零。我没有参加任何社团，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是同样的学生，同质性太强了。在一个同质性很强的群体里面我觉得没发展。我想接触并了解不同类型的人，但是我自己的交往能力很缺乏，所以在一个异质性较强的群体里，我反而比较事半功倍。之后我的精力就主要放在参观北京的博物馆、各种展览、以及到农民工子弟学校当志愿教师上面了。

我当时去做志愿教师的一个原因是我一直很怕小孩，我希望自己能克服这种“恐童心理”，但大半年下来，我非但没克服反而更严重了。我觉得小孩很吵，他们一直在运动一直在发出声音，很可怕。其实我做了很多努力去克服这种心理，比如我会去学习怎么样控制小孩的情绪，怎么样帮他们纠正一些不好的习惯。跟我一块去的其他志愿者对我的评价都很高，学生们也很喜欢我，但是我内心不快乐，非常不快乐。而且后来，我又觉得我吃饱了，我又是在做重复的事情，没有发展，所以我又一次希望有所改变。

2007年，karen在北京一农民工子弟学校支教时的学生

恰好在这段时间，我接触到了沙龙之外的其它拉拉活动。虽然好些活动闲都会叫上我，但是很多事情我不知道能帮什么忙。有次我到同语办公室去开“拉拉反家暴”项目的会，她们问我愿意做什么，我说：“我愿意学习。”

后来听说需要访谈员，我倒是愿意尝试一下，一来这个工作我没有做过，二来我觉得这应该不是那么困难。当时我对访谈的理解，就是有主题地提一些问题，然后让对方尽量把他的经历讲出来。所以，我觉得我还可以胜任，或者说我可以试一下而不会搞得太糟糕。但是我第一次访谈的感觉不太好。可能是因为需要录音，结果我和被访者都变得很紧张。记得当时她来我的学校，我们就在校园里面找了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坐下来，然后开始访谈和录音。我那时候没有什么访谈经验，犯了很多低级错误，比如别人说一句我重复一句。“你哪一年碰到你女朋友的？” “07年” “哦，07年”。到后来，连被访者都发现我这些错误太明显了，于是她说：“咱重来吧，把这段销了”。第一次访谈搞得很糟糕，后来的几次就慢慢地好一些了，觉得顺手一些、上路一些了。

后来我发现我还能够做的就是拍照和翻译。08年我跟着拉拉营活动做了全程的拍照。但是我太专心拍照了，拉拉营究竟做了些什么我都不大知道。虽然我会在现场，她们讲什么我都会听到，但是作为一个摄影者和作为一个直接的参加者心态是不一样的，参与程度也是完全不同的。我的精力放在我要知道有什么事在进行,在这个事情进行过程中，某个人表现出了如何的样貌, 以及这一群人合在一起表现出了如何的样貌。我既要拍整个场面，也要抓拍一些比较个性的照片。活动的进行反而变成了一个背景声。

2008年，karen（左持相机者）在拍摄拉拉营

而翻译，它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觉得比我在大学学的还要多。我在大学上过一些翻译理论的课程，虽然我大学专业是非英语的另外一门外语，但都是欧洲的语言，都是外语和中文之间的翻译，所以我觉得我大学的翻译理论课对于我在同语做的翻译是有帮助的。但是我在大学课上并没有得到很多的实践，虽然有课后练习，但只是一些短句子，而且大量的精力是花在了查词典上面。我们的教材很好玩，总是出一些稀奇古怪的、连母语者都不知道的词，来让我们翻。所以在同语做的大量的翻译实践对我很有用。而且，我觉得我编译的那些人物传记是有可读性的，也是会对一些人有帮助的。传主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她们都是一些面对自己的处境和问题、以及面对整个社群的处境和整个社会的问题，有过思考、有过行动、也有过答案和结果的人。对于需要去了解更多资讯来为自己解答疑问的人来说，对于觉得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足以面对来自他人的质疑的人来说，这些文字是可以为她们赋权的。

2009年的1月19日到2月17日，我到美国洛杉矶同志中心做了四个星期的实习。我和同行的另一位志愿者是这个实习项目的第三批学员，但我们是第一批女生。

去洛杉矶同志中心实习的这四个星期，看到很多听到很多。对于我个人来讲，它是一种开阔，一种深入。开阔就是异文化，而且它是一个具有异质性的异文化，因为洛杉矶是一个多族群的都市。深入就是你跟很多优秀的人聊，你不仅知道他们在工作当中的样子，而且也知道他们个人的性格，了解到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情。

我去美国以后，我跟同学或者父母都一再地说，这群人太优秀了！我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一来因为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在那儿，首先语言上很吃亏，就算我用英语进行表达毫无问题，但是你到了别人的老家以后，你就发现还是不行。另外，我在那儿面对的几乎所有人的年龄都比我大。跟我一起去的另外一个志愿者比我大，比我有社会经验。更不用说同志中心的其他职员以及主管了，他们很多人都在中年以上。我看到的是一群很有成就的人，或者说很能够独当一面的人。他们跟我在平常生活中，比如每天上课，周围一群小孩儿，根本不一样。

2009年，karen实习的洛杉矶同志中心

在美国我开始想关于身份的问题。在北京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身份对我来讲是模糊的，我没有想过，性身份和性倾向对于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也没有想过它给我带来了什么，让我失去了什么。我之前没有想，是因为我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和资源促使我去想，而去洛杉矶以后，环境让我去想。洛杉矶同志中心有这样的一些项目：比如法律援助，它帮助跨性别的人面对在工作当中所遭受的歧视；比如青年项目，它帮助那些因为出柜而无家可归的孩子，为他们提供食宿和学习辅导；再比如文化中心，它经常搞一些挺有意思的演出。这些东西都是很实在的，而且它们让我看到一种可能性，就是说，不要把自己的性身份作为一种负面的存在，而是作为积极的动力。我开始意识到，性少数其实没什么特别的。我开始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少数者，而所谓性身份和性倾向，只是你所有的个人素质里面很基础、同时并不具有特殊性的一项而已。

我开始明白，做人是第一位的，做女人是次要的，做一个爱女人的女人更是次要的。这样一想，就不会觉得有那么多压抑在那儿，有那么多疑惑在那儿。这么多疑惑和压抑，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其实是自己加给自己的，或者说，自己比较被动地成为了社会迫害的共谋。某个人的处境可能是社会决定的，但是，你也可能是加害你自己的那群人当中的一个。如果你自己觉得同性恋是个问题，那么这种认识就会为你带来很多的不自信。自己觉得没事儿就会没事儿。这就跟信仰一样，你觉得神在，神就在，对吧。

2009年，karen在别/性艺术展上拍摄

本文访谈于2009年6月

文中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访谈 / 罗名、柯晓

 整理 / 罗名

 编辑 / 艾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