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第一个拉拉活动家是sam，2005年时就认识了。那时办同性恋文化节，sam看到消息就打电话给我们的联络人，说找康夫。那时我的网名叫小康，联络人就以为是我，阴差阳错找到我这。sam跟我说她很想做一本拉拉杂志，好像最后也没有合作成。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太多的能力，因为也是学生，但是崔老师（注：崔子恩）把sam介绍给闲，还是谁把sam介绍给闲了。三个月后，我忽然看到了这个杂志，做得还挺好，还激动地给sam发短信。那是2006年的时候。所以我是见证了《les+》从创刊到成长。

2005年第一届北京同性恋文化节，我负责了青年论坛的一个部分。那时候整个论坛的负责人就是闲，她说对我印象挺深刻的。2007年我的书出版了，当时在北大红十字会做了一次讲座，冰蓝和闲还各买了我一本书。等到2008年的时候，闲拉我去一起组织酷儿独立影像小组。2月开了一次会，讨论成立这个小组的事情。当时有闲、石头和明明，还有毛雷，还有sam，还有李昱琨。闲还有sam，我记得当时是主要发起这事的。3月份的时候，酷儿影展在北京做了几场放映，我在小组做了一些联络的工作。就在画楼酒吧，一个拉拉酒吧。场面非常壮观，因为那场地撑死了就装五十个人，竟然来了八九十、小一百人。4月在单向街做酷儿文化月，有些文宣也是我帮忙做的。

石头应该是在拉拉沙龙见的。后来2007年酷儿影展有放石头的一个片子，《女人五十分钟》，所以我们就越来越熟悉。那时候，石头几乎每个同性恋的活动都出来参加。我也是，有一阵子我一星期参加三个拉拉活动。什么周三去山木蓝（注：酒吧名），周五去西厢房（注：酒吧名），周六是大拿的告别派对。挺开心的呀。我觉得（跟这些拉拉）挺有共同语言的。我那时候也是因为有时候跟一些gay没有共同语言。因为一谈，就是什么衣服啊身材啊发型啊，很无聊。男同志的圈子里有一种很规范的审美——你要身材练成什么样，衣服穿着什么样是时髦，你要用什么样的化妆品，用什么样的包，我不太感兴趣。跟石头一见面，我就问她技术的问题：剪辑软件用什么，转格式转不出来怎么办。跟大拿也会说什么艺术展啊。总之似乎情趣挺相投的。

去北京拉拉沙龙应该是2006年，记不太清楚了。反正那时候在乐杰士餐吧，在丰联广场。好像还每人收20块，还会说，我们不拒绝gay来，但是请大家对拉拉保持友善。你听着这个的时候就觉得还有一层屏障似的，对我们有戒心。那时候也认识了安可。去西厢房也是2006年，好像是闲跟冰蓝组织了一个关于同志跟心理学的聚会。当时有一些gay在，也有拉拉在，也有一些高校社团。因为那时候冰蓝老找一些高校社团的人来开会。枫吧（注：酒吧名）我也去过，因为有一阵子在跟程青松做一个视频的栏目，还去采访过乔乔，采访过她两次。

 那时候就很愿意跟拉拉走得比较近，因为觉得同样都是很叛逆的，这种相对于主流来说是叛逆的爱。很多男同可能已经三十多岁了，就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同性恋。带他去个聚会，他会说，哇，我把我这辈子加起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多女同性恋。他们甚至有人觉得，哇，你是叛徒，你到底是拉拉还是gay啊？我会觉得这又是一种叛逆。为什么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不能一块玩呢？我就偏要一块玩。我好像也有这种叛逆的想法。所以差不多是2008年的时候，特别爱去拉拉酒吧。

2009年，范坡坡拍摄了记录前门同性婚礼的纪录片《新前门大街》

在没有艾滋病这个资源之前，像在上世纪90年代末，在北京组织的一些私人聚会上，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都是在一起的，基本上。2003年之后又因为艾滋干预的资源而一定程度上的分离。现在在北京地区来说，同志运动开始又回到反思。特别是男同志社区里也在反思艾滋干预的资源到底给我们造成了什么。其实好像也在回归同志运动的本质，好像很有必要跟女同性恋的运动又走到一起：男同志的活动会跟女同志的一起做，然后大家集合这样的资源。

如果你在做这种同志运动，你就更不应该去以别人的身份来评判。我身边也会听到，哎呀她们拉拉就是怎么怎么样，她们拉拉做事就是这样子。其实我都觉得很刺耳。譬如男同志常常抱怨说有些T办事比较粗暴啊。叫gay去拉拉酒吧，就说不去，万一跟人打一架怎么办？很多拉拉也对gay有歧视。有一个拉拉给我们递烟就说，哎呀，你们gay就是不抽烟。她好像抽点烟就觉得自己特别潇洒。你就看到，她在抽烟时候有种优越感，她觉得她是爷们。要说起来，跨性别对同性恋也有歧视。说我要找直男，因为这些gay都不够爷们。所以不能单纯说同性恋歧视跨性别什么的。但如果说同性恋歧视跨性别，这又是个更大的话题，又在这个社会当下太普遍了。

其实同性恋遭受歧视，某种程度是因为别人不去看你这个人是什么样子，而去看你所从属的一个群体。有的人说，全世界的同性恋骄傲游行都是这样子：头天晚上，男同性恋都在讨论明天穿什么，女同性恋都在讨论明天喊什么口号。说完这话，我都会强调，你会看见男同性恋里也有头天晚上在讨论喊什么口号的，女同性恋也有爱美的，想着穿什么衣服的。然后女同性恋也有派对十二点以后才来的，男同性恋也有来得比较早的。人与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权益本质的同志运动里面，其实也更强调每个人的特点，而不再有你是女同性恋、他是男同性恋的樊篱。

从国外的规律来看，同志运动做领导的人很多都是女性，是女同性恋。这本身也是性别平等的一种表现。其实在主流社会里面，女性的能力被质疑，不真正是因为她的能力本身，而是因为她性别的印象。如果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运动在一起的话，相较于主流社会里的竞争，其实女同性恋有更多的机会。

我们去洛杉矶同志中心实习时发现，他们很著名的一个艾滋骑行活动，很多工作人员是女同性恋或者其他的酷儿女性。她们跟艾滋病的关系其实是离得最远的，但这些东西让她们感觉到社区的归属感。就说，无论我是男同性恋也好我是女同性恋也好，我所付出的是因为对自由、对平等的向往。所以一些异性恋也会参与进来，我在那边两个月，看到男女同志之间的合作还是比较成功的。

这给国内男女同志合作的借鉴是私下的沟通很重要。其实很多人他没有能够跟你有一个好的沟通，是因为你跟他产生坏的误解，是因为沟通不畅。除了工作，他们也有很多私下的交流：一块去聚会，在有钱人家里开个派对啊……一般都会男女生叫过来，除非是开性爱派对一般只有男的。彼此之间也经常串门做客。另外，建立好的制度也很重要。如果你有一个好的制度，你就不会因为你的性别、身份而不跟他合作。是你制定的分工让你有了执行的东西，而不是说我不愿意——因为她是女同性恋我不愿意跟她。

2011年广西的一个同性婚礼上，

范坡坡在拍摄当时的同性恋亲友会会长吴幼坚

酷儿巡展本身创办时，我们就一直希望让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都能够参与，并且使他们都能够互相看彼此的片子。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但还是存在一定的障碍。譬如说我们在另外一个城市当中，因为当地既有比较有影响力的男同性恋的组织，也有比较有影响力的女同性恋的组织，然后我们在两边给了他们一些推动，希望他们能够合作，他们竟然最后就闹掰了。这是我很不愿看到的一个结果。那以后，我们也更注重怎么样让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组织合作起来。

又譬如说有的组织规定里面他们的基金的使用一定要给男性或者是一定要给所谓的MSM，Man have sex with man（注：男男性行为者）。有时候它就不能支持一个女同性恋嘉宾的路费，不能拿那个钱来邀请一个女同性恋嘉宾。那就要沟通。有时候就跟当地的女同性恋社区合作，用社区筹款的方法来邀请这个女性嘉宾。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方式。有的地方他们就真的合作得很好，一块儿去做这个筹款，完了之后还在彼此的圈子里宣传。

也有观念上的障碍。有的男同性恋觉得我做出来的工作要交差，要出一个成绩。他可能因为有一个任务就说我要把这个东西完成成什么样子。他可能要写项目报告。做一场活动，如果在女同性恋的酒吧做，可能来的几乎都是女生，他的报告上就不好写。而女同志的组织没有什么支持，不需要写这样的东西，就觉得资金还有人数的压力是最大的。今天能来多少人，能筹多少款，这是最重要的。我的这个原则里面有什么的东西是不能破坏的，一定要坚持。有可能是这样的，只是我自己的理解。

我也看到一些合作比较好的，特别是年轻的男同志和女同志往往合作得比较顺利些。像云南平行，他们得到的是艾滋干预的钱，但是没有像其他一些组织一样完全用这个钱来发套、做检测，而是做了很多很权益的事情，并且还经常跟当地的女同志合作来开展活动。还有山东彩虹济宁分部的组织者，它的资源其实有时候也会拿来给女同志来做。但这些经验在全国并没有那么多，据我所知。

当然，本身没有合作在一起，并不完全是男同志这边的责任。女同志社群也需要反思是谁制造了这种障碍，例如现在有些女同志的酒吧还依然不许男性进入。她可能假想着女同志这个社区的人都不想跟男人接触，或者她假想着——甚至她有经验——女同性恋在去酒吧的时候被异性恋男人骚扰什么的，所以她后来就说所有的男人都不准进去。我觉得，其实可以用更开放的眼光来看这些问题。

2007年，范坡坡的著作

《春光乍泄：百部同志电影全记录》出版

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女同性恋没有艾滋干预的资源，但是某种程度上女同运动可以更专心地去做更纯粹的权益和文化方面的倡导。

北京拉拉沙龙，我觉得是很典型的一个成功案例。它坚持这么多年，每个周末都选择话题去讨论。其实，与此同时也有人在北京尝试过组织什么男人沙龙，但是很多都没有坚持下来。因为他们会说，你找一群gay像拉拉那样聊一个下午，怎么着都不行。女同性恋的组织跨区域合作也比较显著。好像华人拉拉联盟是在女同运动里比较重要的一个东西，而在男同里面没有。我听说比较多的是，关于快速检测的培训，或者是有一个关于MSM健康报告，要请大家来听。似乎没有听说过一个规范又能定期进行权益培训的平台。这也是在女同志运动里比较独特的一个部分。

女同性恋的运动还有一个好的机会，可以从女性主义、女权的角度展开，可以跟其他受迫害的女性结合在一起。我知道家庭暴力那个项目是要有女性的议题才能得到这样的资源的，所以中国的女同志活动家们也在发挥自己各种各样的创意去寻找这样的资源，然后来投入。

同志运动也不是单独的。中国的同志运动也应该看到发生在社会上面的其他的不平等的东西。它跟整个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有关系的。你只关注同性恋本身的话，其实对我们本质上权益的获得是没有作用的。 这也是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同志运动的经验之一。就像台湾的同志运动，他们其实跟外地劳工啊性工作者啊这样的机构关系都很紧密，因为他们有共识。他们那边联合的一个方式就是一块儿上街去，当年人不够的时候，就把性工作者、外劳也都叫上，互相支持。我们现在跟其他的NGO也有合作。像爱知行他们，不光做同性恋方面的事情，艾滋病、血液感染、打工子弟……他们这些项目也都做，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在中国本身，联合其实是一个政治上有风险的事情，但是起码应该去努力。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其实也是在某种程度促进体制的改革。首先要让人民知道各种权利的存在，让大家每个人都有权益意识。每个人如果都能够意识到自己应该去争取权益，中国就有希望了。但是现在因为我们的人还不够，就像《让子弹飞》一样，大家都不跟你玩，都在观望。而现在政府惧怕人民得到这样的权益，所以中国同志运动的难题一部分也在于政府害怕各种形式的民权，各种形式的平等权益。

悲观地说，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其实我们做这么多事情，让中国政府在政策上面的变化特别地微小，根本没什么用。因为政体的原因，我们的声音很少被所谓的政府看到，更不可能采纳。你也不知道它们怎么样看你，它们怎么样想，没有对话。但比较好的是，我们影响了很多的民众。中国的民众现在对于同志越来越能够关注，能够理解包容。这是一个社会最根本的东西。

2014年，范坡坡出席哥本哈根同性恋电影节

更多往期精彩内容

请在公众号菜单栏中点击“同语出品” - “口述史”查看

- 转载请注明出自同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