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意识的喜欢女孩子是在十五还是十六岁的时候，我跟那个女孩子早就认识，到十五、六岁的时候都认识两三年了，之前都是好朋友的关系。我一直知道自己对这个女孩子与对其他朋友不一样，可是我没有为这种心情付一个名字，而且十几岁的时候会很容易对一个人有好感，所以我可能不只是对她一个人有好感，但是女的只有她。后来我就突然间觉得对她比对其他好朋友的那种牵挂要更深，觉得不是那么单纯的友谊，觉得我可能也有同性恋的倾向。

从初中开始，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就有看日本那种现在都还是很流行的BL漫画，然后也会知道什么是同性恋，我是从漫画里知道的，但是之前我没有想到。我只知道有同性恋的事情，但是没有看到任何女同性恋的东西，到很后边我才知道有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就是大概1996、1997年刚升高中的时候，家里买了电脑，我开始上网才知道的。知道有男同性恋网站之后，也有极少的女同性恋网站，就是那个时候才开始觉得我会不会是同性恋。但是当时十几岁，青少年的时候一切都是很模糊的，到现在我也是贴双性恋的标签。我当时也对一个男生有好感。但是两种感觉不太一样，因为其实我是希望被别人需要的人，跟男生会比较少那种交流，很多东西不能说，但是女生之间好朋友好着好着就变质了，她非常依赖我，在那种情感上非常依赖我，可能是我天性吧，就是比较喜欢被依赖。

跟她认识时我十三岁，她十四岁，我每天下课会去为小学生补习，地点就在她常去的那家麦当劳的后边，如果早到了的话我就坐在麦当劳里面，她每天下了课会在那边混一小会，然后就那样认识了。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而且认识不久之后她就移民到国外去了，但是我们都会写信，她会给我打电话，然后一直都保持着朋友的关系，直到我跟她表白。上高中时我开始上网，更容易保持联系了。有次在网上我问她“你怎么看两个女孩子在一起这个事情？”，她沉默了很久，回了我一句“我不是同性恋！”。当年我就以为她是拒绝我，所以后来我有点故意的疏远了她。

再见面是八年之后，也就是2007年元旦，我在澳门再见到她，那时候我已经搬到北京，交了第一个女朋友一年半了。那次我只回澳门三天，她基本上每天都打电话给我，每天都要见我，然后我就觉得这事不对劲，因为她会总是问我“你现在谈男朋友没有？”，那我肯定说没有了，这个就是事实啊。但其实我那个时候已经带过我北京的女朋友回家，见过我以前的很多同学，我觉得这个瞒不下去，因为我已经跟所有人出柜了，后来我还是决定告诉她：其实我是同性恋，我有女朋友。告诉她了以后，她不是惊讶我是同性恋，她是惊讶我为什么不告诉她，我就说了我十几岁的时候尝试跟她表白。我告诉她因为你以前曾经跟我说过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应该接受不了，但她说她不记得她自己说过这样的话。

后来我分析，她自己也承认，因为她的外表比较T，一直被人取笑或者说她是同性恋，所以她自己，我觉得也是恐同吧，整个社会对同性恋的一种恐惧。她累坏了，所以她以为我是在试探她“她是不是”，而不是对她表白，所以她当年非常恐惧，而且她后来完全不记得了，所以证明在她心中这个事情不重要。

那次我们坦白了以后，她告诉我她一直在喜欢我，然后我回北京，跟北京的女朋友分手后就跟她好了。这就像小时候爸爸妈妈不愿意给你买的一个玩具，当你长大了，自己有钱了，终于有能力去得到它的时候，说什么都要买回来玩一次。我就是一个在感情上特别纠结的人，我觉得我就是想了这个东西一辈子了，觉得就是不死心，必须要让自己同一个坑掉进去两次，所以就那样纠结着，最后还是跟她分了手。

同语出品的双性恋ABC

澳门是非常适合养老的地方，是特别小的一个城市，谁都认识谁，谁都知道别人家的家长里短的事情，我特别不喜欢。我的家庭背景比较复杂，小时候直到我十八岁离开澳门之前，我都觉得澳门像个鸟笼，我是被困在里面的小鸟，我必须要离开那个地方。

我记不得在澳门时有特别看到过，但是我肯定听说过一些同性恋的故事，因为还有男校、女校，就是谁有一个女朋友，或者哪个女老师跟学生搞上，就那些耸人听闻的东西。在澳门我觉得尤其是女同志的声音更明显一些，因为我觉得其实港、澳那边女孩子的那个女权的意识挺强的，那边男的总是觉得被女人骑在头上，男同志反而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明显。我觉得因为男同志受到更复杂一点的歧视，他更害怕别人觉得他娘娘腔或者就说什么搞屁眼之类的，而且跟艾滋病也有关系，所以他们会更隐秘一些。对女同性恋，我觉得大部分人讲的是“哎还小还小”，因为比较醒目的都是十几岁的小T们，所以觉得她们还小，以后会变的。而且那边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更强烈一些，女孩子无所谓反正是要嫁出去的，男孩子就是完全不一样了，需要传宗接代的，所以对男孩子的管制厉害得多。

我不知道葡萄牙有没有保护同性恋权益的法律（注：澳门在1999年12月20日之前为葡萄牙的殖民地），但其实葡萄牙人在澳门不多，葡萄牙也不强，它也不会推广自己的语言，很少澳门的中国人会讲葡萄牙语。她的文化也没有推广，除了吃葡国菜还是蛮普遍的，但是除了吃迎合了广东人爱吃的这个特性，其他的事情我觉得没有在中国人心里扎任何根。

我以前上的是一个亲中的学校，想想看我六、七岁开始学唱国歌，我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上的是同一个学校，在这个学校十五年。那是一个比较好的学校，理科特别强的学校，然后顺其自然的就选择在内地上大学，尤其是我不想太靠家里人上大学，如果在内地读的话那就便宜得多。我以前就有打工攒钱，有一部分大学的学费、生活费是自己支付的，所以一方面是金钱上的考虑，另一方面是在回归的时候，我就觉得还是在中国的发展比较好。在一个已经发展较完善的体制下，你就只能做一个螺丝钉，你做不了很多，只能为别人打工，而我对自己生命的期待没那么低。

我们那边挺普遍的重男轻女，我有一个弟弟，母亲觉得宝贝儿子就什么都行，女儿就随便。我当年被保送复旦，得到我被录取的消息特别高兴的回到家里跟我的父母说，“我要去上海读大学了”，然后我妈马上翻脸说“跑那么远读大学干什么，女孩子你就是应该在澳门，最多去广东念个师范 ，回来做个老师，结婚生子得了。”当然我马上也摔门走了，第二天我把我的全部积蓄拿出来交了学费。我十三岁开始打工，就是知道会出这种事，所以我其实是为自己铺这种后路，我一直知道必须得要为自己存读大学的费用，所以我从不乱花钱，才能存下那么多钱。长大以后我心平气和得多，觉得重男轻女也不是他们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成长环境就是这样的。以前我是非常愤怒的小青年，我觉得凭什么！所以我才会为自己留那么多后路，因为我不喜欢跟别人商量，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商量的，我不会让你可怜我，我不需要你的可怜，我有能力，所以我一直都是这样子。现在我长大了，觉得他们也不是说恨我或者怎么样，他们只是很习惯的被那套重男轻女的价值观控制了，觉得好的资源就是要给男孩子。

2012年，澳门的首次同志游行

在复旦上学时，一个非常偶然的机遇，因为当年有两个留学生看过《阴道独白》，然后她们想在复旦做，就在复旦的BBS上发了个帖子，说有这么一个女性的话剧，约有兴趣的学生们某一个时间去教室里，给我们发了那个剧本看。当时对我来讲是一个挺大震撼，因为我不知道阴道也有话语权。读完那个剧本之后，对我启发很大，我觉得必须要让更多人知道这些事情，去思考自己。我读英语挺多空闲时间，就开始搞这个话剧。我觉得这是我整个大学里面最难得的一个经验，通过做这个认识了一些我觉得可以做一辈子战友的朋友。2003年年初的时候我就看到了那个剧本，后来非典，就酝酿了一年，2004年做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挺不容易的，就是几个学生，把所有的事情都能够联系起来，把一个话剧给弄出来。

一个法国的留学生，她认识一个避孕套品牌，说我们产生的任何场地的或者是其他有发票的费用都给我们报，算是找了这么一个赞助，钱我们不用担心了，第二年就有杜蕾丝的赞助，也有个人捐助。还有一个演员的妈妈，那个演员也是留学生，她的妈妈就给了我们五千块钱，场地是在学校里找。第一年演出，有史以来复旦大学《阴道独白》举办第一场的下午，还接到电话说“今天晚上有可能还演不了”。因为当天那个场地才知道我们要演什么，开始租的时候没跟他们说，然后当天我们的票都不敢公开发，后来还是被知道了，到最后我们估计肯定是有老师给我们说了话，就顺利的演出了，自从那个时候开始，复旦就再没有任何场地问题了。

知和社是在2005年初成立的，我们第二年（2005年）的演出有几个演员来自这个社团。第二年做的时候，正值我毕业之前，这个话剧做完了之后，我把自己锁在图书馆一星期憋出了论文，然后紧接着就找到了工作。听说《阴道独白》原作者说这个剧有一个神奇的魔法会让参与的人事情很顺利，我觉得还蛮准的，真的是，我五月底做完那个剧，然后一周把毕业论文交出来，紧接着找到工作，人家花半年要安排的事情，我就两周。

（注：知和社是复旦大学的学生社团，以社会性别为主题的学术类社团，宗旨为从社会性别角度出发，为协助塑造一个更和谐包容的校园环境乃至社会环境，做出学生能做的一份努力。）

知和社上演《阴道独白》

我上大学后就交男朋友了，很零散的交男朋友，有一些是约会而已，就是没有确定关系，直到我跟那个北京的长距离。那个人是我非典之后的暑假去丽江玩认识的。

我觉得我的生活有很多内容，尤其是我跟男的跟女的都行，我就是没有想一定要找女孩子，我没有这样一个假设，所以我不会主动的去找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碰到谁是谁，没有一个条件。而且在复旦我身边的，后来我知道是女同志的那些人跟我的状态也差不多，不会去找圈子，因为我们不需要，基本上全部都是忙过头的人，所以也是碰到是什么人就是什么人。

来到北京以后，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我基本没有朋友，只有两个在复旦认识的，她们也是过来工作的，都很忙，没有时间每个周末都一起玩。知和社里有个小gay，他去了北京的同志大学生夏令营（注：2005年7月北京首届大学生同志夏令营，主题是“如何创造对同志友好的校园环境”），去了北京拉拉沙龙，他说“我觉得你跟那群人特别像”，他当时也不知道我有可能是女同。当时我挺无聊的没什么朋友，所以就去了拉拉沙龙交朋友。

我男朋友在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时间跟我在一起，因为工作，可是那个时候是我最需要人陪伴的，刚到一个新的城市，觉得就很寂寞，就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事情都去摸索，去问人，所以我需要本地的朋友，有一个指路的，但他总是不在，没时间。

我去拉拉沙龙是2005年7月，当时其实我知道我会喜欢女孩，但没真的交过，所以一开始就说我不确定。后来我认识了我北京的女朋友，就跟男朋友分手了，我是一个不一脚踏两条船的人。我跟他直接说，然后他挺崩溃，有一次半夜喝多了给我打电话骂我，然后我无言，我觉得我给你机会的时候，你没有良心的对我，那对不起，我不可能永远等你。而且其实当年我是很喜欢他的，喜欢到一个程度我提议过我们结婚，但是他没接那个茬。那时候我非常年轻非常冲动，而他是结过婚又离了婚的，所以他有很多顾虑，他比我大十三岁 ，比较害怕我太年轻，又觉得我比他有能力，我觉得他还是有点不知道能不能锁我一辈子吧。后来我觉得他是因为没有安全感，但当年我觉得他是不够爱我，这是一个特别大的理由，要换人。分手后的头一两个月我还是蛮痛苦的，因为心里还是要慢慢的忘掉一个人。

上大学的时候上海有一个叫1088的酒吧，我去过，想要去找拉拉的，结果没有找到，没有明显的拉拉，男女都有的，我就去过一次，还蛮失望的。我在上海的时候其实不知道还有女同小组。

2006年春天的时候我女朋友的工作非常忙，特别多的时间不在，我觉得也不能老憋在家里，其实在我灵魂里面还是有一些做公益做志愿者的热血的，那个时候工作也没什么压力，就觉得反正有时间，就想要看看能不能做点事情。第一次去沙龙之后，我就知道同语了。我就跟闲联系，说我可以做志愿者，然后闲说有一个什么会议，你过来了解一下，后来就认识了sam 和gogo她们。因为我是学英文的，一开始就做了一些编译工作，也没做多少，就是吃喝玩乐为主。

后来从2007年“拉拉反家暴”的这个项目开始，才真正做一些具体的事情了。开始是闲主动联系我的，她知道有这样一个资源，又结合我以前做《阴道独白》的经历，因为《阴道独白》也是反暴力的主题，问我可不可以来做。当时我的工作也是挺闲的，就决定试试，反正有一个资源在那边不拿白不拿，试一下能批给我们就批给我们，不能就算了。三、四月份开始，憋了几天，写了一个项目书，居然被选上了，其实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因为以前没有写过这种项目书，之后就开始一步一步去做具体的事情。

七月份的时候参加了第一届拉拉营，我是第一次在除了夜店外的同一个场所看到那么多女同志，那么多女同志为争取权利而努力去做一些事情，觉得挺鼓舞，因为觉得自己不是独自的在做白日梦，就算做白日梦也有人跟我一起在做，觉得不是孤军作战。尤其是那些资深的女同运动的人士，像台湾、香港的那些人，看到人家坚持那么多年，也做了不少很辛苦的工作，就觉得做事情还是要坚持。

2008年初的时候我参加那个ILGA（注：国际同性恋联合会，即International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 and Intersex Association）的会议，还是同语的渠道，闲觉得我合适，希望我能够去参加，正好请到假所以我就去了。第一次参加这种会议还是挺开眼界的，中国的拉拉没有资源，所以我就觉得对外公关也是很重要的，也觉得以后如果我能够在这个进程里面起到帮助的作用也蛮好的，会上就代表同语当选了ILGA 亚洲区的委员。 

2008年，Eva（第一排左三）在ILGA亚洲区会议上

2009年我去了洛杉矶同志活动中心实习，最大的感想就是我们同运缺乏领袖型人物。人家开会主要发言人说出话来就是做秀一样，特别有意思，特别激动人心。回来后我做了“无界限小组”，没有具体的目标，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站出来。人的观念要去改变，是非常漫长的一个事情，不是说你去影响别人的生命，我觉得是尽量的用生命去改变生命。

从2005年毕业来了北京以后，慢慢开始做同运的工作。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人，我觉得闲肯定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因为她是我进入这个圈子，开始做同运工作后，跟我最密切交流、又一起工作的人。然后看到她还是蛮坚持的，虽然很多条件都不好，以她的背景，她应该可以做更舒适的工作，这让我很感动，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么超脱。然后是sam和gogo，她们年轻、热情、有梦想，都让我有很大的启发。跟闲、sam和gogo她们是战友的那种友谊，我觉得很多时候不知道自己做了那么多事情对长远来说能有什么影响，可是最少我知道这些友谊是实实在在的，以后能够保留的一些记忆。后来像何小培对我影响也蛮大的，何小培也是通过闲认识的。她是老一辈，听她讲以前那些组织的经验，然后看她怎么过她的生活，让我很开眼界，觉得生活没有说一定是那样子，一板一眼的。

同运方面，我觉得不是女同志那么简单，是为女性能够争取公平的机会跟更多关注，因为我觉得这样女同志的权利才可以得到保护。这也是为什么2007年底跟何小培她们组成“粉色空间”，我觉得人的命运都是相惜相关的，就更别说拥有同样生理结构的女性，所以我就觉得应该从一个更大的层面上来推动女权这个事情，我也慢慢越来越偏向于为更少数的群体双性恋、跨性别说话。我本身就是一个双性恋，也认识了跨性别的朋友。我觉得其实要推广包容和理解这个概念，还是要鼓励少数群体的人站出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达到反歧视的效果，短时间之内，在内地要去推立法有点遥远，还是要做那种倡导的事儿。

本文访谈于200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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