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你做这个健康教育的话，你就不能坐在办公室里，你不仅仅要接触人群，你还要到街头，到公园啊、厕所、娱乐场所，去这些地方做这个教育。”

（1992年）健康教育研究所那里有一个艾滋病热线（注：指“艾滋求助热线”），一些心理学家搞的，我当时参与了，会有一些跟同性恋有关的心理咨询，男女同志都有，当时这个热线就在东单北大街20号那个地方。当时招志愿者，会有北京医科大学学公共卫生、医学的一些学生，北京师范大学学心理学的学生。还有些志愿者，看到热线通知，就报名了，主要是男同志为主。开始的时候，男同志的电话占到20%，后来就达到了80%。这个热线本来的目标是做艾滋病咨询的，但大部分打电话来的男同志都问同性恋的认识啊、认同啊、社会歧视啊、家庭的压力啊，还有警察，大部分的问题还是怎么样认识同性恋的事。

媒体一报道热线当中与同性恋有关的议题之后呢，可以想象一下，很多人比较苦闷，没有地方倾诉、没有地方了解这个情况，一听说这个热线对同性恋持有一个积极的看法，马上就打过来了。一打过来之后这个热线就（火了），后来（1992年）我们就打算开一个同性恋专门的支持热线，后来就没搞起来，因为公安部下文件就说不让搞。

热线开了一次研讨会，（是）1992年的9月8号在健康教育研究所。与会代表（有）社会科学的专家啊、心理专家啊、新闻媒体的记者、公安局公安部的啊、卫生部门的北京卫生处的都有，大概20多人吧，可能有30人。那个会议，可能就是说关到一个屋子里谈同性恋的事情，没人敢说反对的意见，当时基本上是清一色地赞成、支持同性恋。

艾滋病领域工作比较早的那些专家们，是比较开明的，他们对同性恋的立场整体上是比较正确的。这个热线开始的时候犹豫过，就说做同性恋是怎么样对待，后来的意见就是说应该把正确的知识告诉大家。我们就请这些专家来讲课，各个组织的，像社科院的邱仁宗老师他们，他是伦理学家，我们就问他，问对同性恋这个怎么对待，他就说，要用科学的知识告诉大众。本来（我们）还有点不敢肯定地来谈同性恋的事儿，但是邱老师这个话讲了之后，就比较明确了吧。

我们当时的想法就说，因为你做这个健康教育的话，你就不能坐在办公室里，你不仅仅要接触人群，你还要到街头，到公园啊、厕所、娱乐场所，去这些地方做这个教育。你在办公室里坐在那高谈阔论的，对社会也没有意义。

2005年12月1日  南京郑和公园的世界艾滋病日公园宣传活动

我们开始的时候就组织人去东单公园摆摊，当时的规模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有十多个人，大概四五个桌子，上面还有横幅，还有就是发传单——当时也没更多的材料，就是一些传单，还有教育小册子呀这样一些东西，有些东西还可能不太正确。主要是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些文件，国际艾滋病组织的、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寄来各种各样的教育材料，根据那些材料做些翻译，（加上）港台地区也有一些文件，卫生部下面还有一些机构是专门做艾滋病防治的，做病毒研究啊、临床研究啊，他们那也有一些材料。

一到东单公园，就炸开了锅，大家都嘻嘻哈哈地说终于有人来宣传了，因为都是看热闹啊。志愿者都是大四大五的学生，也很帅气的，所以大家（喜欢），志愿者两个人一组在公园发材料啊，大家也都挺接纳的。第一次（公园宣传）是92年5月24号，当时（我）写了一个内部通报材料。当时我们这个工作，各方面都很支持。

（但是）我们去做外展啊，组织活动啊，你老跟他谈（艾滋病）啊，这不就不开心么？后来就办一个沙龙性质的，就放放电影啊，在一起座谈啊，交流啊，组织一些社会性的（活动）（注：指“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龙，是一个专为同性恋男子开设的文化中心，1992年11月22日开设中心，1993年5月10日被取缔）。（在）木偶剧院后面，南面是健康文明研究所研究办公室，就它的五楼会议室。（来的人）二十多岁的也有，但是主要是三四十岁，大部分都结婚了，有做生意的、开车的，都是不同层面的。有一些就是街头层面的，那种文化教育不太高的，包括个人道德修养也不是很好，再一些骂骂咧咧的，还有一些受过比较好教育的，还有一些，在政府里工作的可能不敢公开地来。

我是（沙龙）组织者，相当于我是开茶馆的，所以行政事务、大家具体聊什么我都很少参加，不过总体上大家还是比较谨慎的，担心倡导权利就过了头会有反复吧。整体上来讲大家就是开心，因为相当于大家聚在一起，可以那么肯定地在谈很正面的东西。（当时是）如果不能处理好认同的问题呢，男同志的人他也没有心思谈这个，得不得艾滋病啊都不是最重要的。就是健康对很多人来讲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可能是认同的问题。大家都觉得这个（同性恋）是负面的，都觉得这个是错误的，认为自己白天做人，晚上做鬼，所以很多人都把自己看成一个妖魔鬼怪似的。（还）比如说对同妻不重视，因为他当时就是一个回避，他既有愧疚感，他对自己有很负面的评价，认为家属是一个负担，所以在那个环境下，大家都是能躲就躲。 

2012年11月30日，重庆市市民在防艾活动现场参与防艾互动游戏

“当时也不懂政治，就觉得还是一种科学工作的态度，一种求真的态度，当时就是公开地反对（政策）。”

开始的时候这种沙龙（如果）不对外说，就悄悄地组织的话，可能一直组织到现在都没事。分歧意见就是，当然有一些人会很支持，但（有些）觉得并不重要，一些行政人员或跟专业无关的人。我们研究室里有一个老先生，他就主张“健康”，就说要治疗同性恋，要禁欲，反正就是不能去推广安全套。这个老先生，是我的领导，总是在那里告状，他会向中共中央告状，会向国务院告状，会向卫生部……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卖淫嫖娼的调查、艾滋病教育做这些推广，他就会给那个领导写信，他不是给一般的人写信，是给中央写信，就是要求禁止这个东西。后来我们的同性恋，媒体一报道，成为热点的时候，他再一告状，上面就重视了。

中央部门下来个文件，对我们这个跟同性恋有关的东西下达一个取缔吧，禁止吧（注：1993年5月10日，卫生部勒令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停止万延海在“艾滋病求助热线”的主持工作，勒令停止“男人的世界”活动）。（热线）当时延续下去了，但是后来人也变了，志愿者还有一些人在参加，（但）做事的人就是说没立场吧，当时是天津还是什么地方，说是有一个治疗同性恋的地方，那个热线还介绍把同性恋介绍去。

（1994年离职）是（意料）之外，因为，当时就觉得这个东西做得都很正嘛，没什么不当的事情吧。当时我们那个环境下面，我们所认识的政府各个部门的人，还都是很开明的，但是，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错误——就是开明的，才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开明的才和我们联系，但是我们就当成政府都这样的了。

当时的想法还是冲击比较大，因为中国人的想法，考上大学，然后到北京，到国家的研究所里面，是中央单位，那么中国人的感觉就是衣锦还乡嘛。家乡人就希望孩子在外面要有出息，所以家里人可能冲击比较大一点。对我来讲，因为当时只有一个体制，完全不知道政府外面的这个社会，虽然也在做一些民间的活动，但是并不知道这个民间社会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能走多远，这个路在哪。还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是致力于这个事业的，那我们这样的人被赶走了，把政府的这个研究所交给一些王八蛋，你心理上也会很难受是吧。

如果当时处理完了以后，写检讨啊、或者就不说话，对外什么都不说，那么等几年，也许政府需要有人做事的时候又会来重用我们这些人，因为毕竟我们做事嘛。当时也不懂政治，就觉得还是一种科学工作的态度，一种求真的态度，当时就是公开地反对（政策）。然后，因为当时我也还是媒体上的红人，记者一找我，就哗啦啦地全世界的新闻都（报导）。我是公开地挑战批评政府的做法，中宣部啊、公安部啊都出面了，等于说我就被两个部门给盯上了，一直盯到现在（笑）。

很偶然的机会，1993年底北京圆明园原来（有）一个画家村，画家村的一个名誉村长被打，他就告海淀分局，在法院开庭的时候就有人来找我了。有一个小伙子就跟我到画廊聊天，聊着聊着，他说，哎，你（干的）这个工作很好，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个民间的研究所啊，后来就介绍到民政部的退休的、下海的一些人，推荐到北京现代管理学院。

现在回想起来，这个社会有一些很奇妙的东西。有一些私下里的关系，当中（的确）有一些落后的力量，（但）这个社会上这种积极进步的东西，他会去帮你，中国社会奇妙的地方就在这里。做我们这种工作的，上升到官方的政策场合上，没有人敢为你说话，保守的人呢就是想治你，也不会有人来替你说话。但是你自己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你走到哪个角落里面，会有人来帮你。所以当时不管是当官的，还是这个下海的、普通的老百姓、媒体记者、公司的人，还是那些退休的老干部，只要私下里坐下来谈这些事情，大部分都会来帮。警察抓我，（管理学院）那些老家伙都保护我，说你做的事情都是正确的事情为什么还要找你麻烦呢？（笑）。所以这个社会其实有很多积极的力量在那儿，像我们做这些工作的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会有人来帮，公开的或者私下里面。

拉米夫定(商品名为贺普丁、益平维)--我国抗乙肝病毒的重要药物

在2007年下半年，全国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出现了拉米夫定供应紧张的现象，万延海曾指出国家发布强制许可令是目前拉米夫定国产化的惟一理想出路

“整体上来讲，就是很困难，但是还可以做事的——那种环境下反而能做事了，社会的、原创的动力也会比较好。”

（管理学院是）民间学校，你可以自由招生，比如招一个同性恋研究课程也可以（笑）。当时不知道，现在这些东西可以用了，学校有很多空间可以去做很多事。但是那个学校我没有开课，就是（1994年开始）做“爱知行动项目”，主要是男同。

《爱知简报》（注：1994年由万延海创办，1995年扩展，全面介绍国内外同性恋运动的信息）1994年开始做，一直做到1998年。我有两个朋友，一个是（在）人民日报情报资料室，（另一个）新华社也有个情报资料室。人民日报情报资料室有个剪报，它就是把不同类型的新闻（做）一个剪报制作。当时没有互联网，就是说不成类型的新闻，用剪子把报纸剪下来，然后贴在一张纸上，标记上是个什么类型的，编号编好，然后保存在箱子里面。所以他那个剪下来的同性恋新闻啊、还有关于艾滋病的新闻啊，他后来转到我的电脑上做，他就把这些都给我了。新华社的那个朋友呢，每天负责审报纸，所有的报纸都要由他来分发，报纸送到他那之后，由他负责分发到各个部门。所以他每天早上就把所有的报纸翻一遍，然后跟我工作有关系的东西，他都给我复印下来。每个星期，他通知我去取一下。所以虽然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但是这些资料、信息、简讯啊很发达。就是社会上这两个朋友的帮助，历史上关于中国80年代，从1980年、1981年开始所有报纸上的、重要媒体上关于同性恋的新闻消息文章，他们全剪下来的。国内国外跟同性恋有关的新闻，每个星期我都能马上看到。

1992年到1996年吧，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我是一个很好的街头演说家（笑）。就背一个包，骑自行车到东单公园、到三里河，有的时候有朋友一起去，去发这些资料，发简报，还有一些媒体消息的复印件，有好消息就复印下来就发。比如说港台媒体上有一些很重要的新闻出来了，（或）有一篇很好的文章，那复印下来，然后印100份。100份的话也很便宜啊，就1毛钱1张，100份才10块钱。10块钱，你骑个自行车到街头，一篇好的文章如果是发给100个人去看，100个人在这公园里边传阅，那这些报道就有用了。（我）那个时候是彻头彻尾的街头演说、辩论，去说服别人。后来就慢慢地不敢了，因为一抬头看到人群的后面站着一排便衣警察，他多看你几眼、多看你几次，你慢慢地就不敢了。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开始的时候知道政府关注你，但是（不知道）那么近距离的看着你那么笑。他在那笑，也许不是很恶意的，但是那毕竟是便衣警察，看着你，你（就）毛骨悚然，压力很大。

招志愿者（时）我们在媒体上发了一个消息，写了一篇文章，鼓励大家报名。（我们把）志愿者招募的通告做成信，放在信封里，然后把我们的简报、把我们写的项目介绍、招募志愿者通告装在信封里，北京这几个大学，一个大学一个大学地跑，每个大学的信箱里面塞一个，北师大啊，北京林业大学啊，人民大学啊这几个学校，我们都是往它的信箱里塞那个信。就这样当时报名有300多人，后来很多人互相介绍，全国各地有500人左右。有一些（外地）志愿者经常有联系，你可以把东西寄给他，他可以在本地去呼应，用他的方式来做工作。每次大概就寄500份吧，印1000份寄500份出去，有北京的，有外地的。我记得很清楚是四川攀枝花那边，有人会拿着我们的材料去当地媒体做节目，还有山东那边学校的老师也拿着我们的东西在课堂上讲课，还有河北那边、黑龙江那边，有人拿过我们的材料做画报。那个简报在全国各地的同志圈子里传得很广，很多街头的人看了简报之后跟我们联系。当时简报上有一条可以给我们捐款，很多人看到我们简报上面的消息，就给我们寄汇款单，捐50、100、200，有的捐100美金、200美金这样的，一年下来也就两三万块钱。两三万块钱你还要印简报、材料，所以也是蛮紧张的。那时候没有固定的资助，靠这个捐款，主要是那个时候房租也不贵，一个月300块钱，开始还有一个办公室，后来没有办公室就是住的地方，一居室的房子，那时用传呼机也没有手机。所以整体上来讲，很困难，但是还可以做事的——那种环境下反而能做事了，社会的、原创的动力也会比较好。现在你做机构、有资金，一般很多事反而还做不了，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走机构官僚化的程序，反而很多事不能做。 

2006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 新浪宽频《锐话题》节目

“政府的人，打击我的时候就说这人是个同性恋，那这些人，在这个圈子里面为了排挤我，（说）这个人是个异性恋人士，不要和他交往。”

（1996年悉尼大学的中国和澳大利亚的男女同性恋研讨会）我是唯一中国大陆来的，我发言就是讲1994年那个调查（注：指“爱知行动项目”）。当时也是没有经验，出国嘛也不知道海关有什么事，当时我准备了一篇讲稿，很长的一篇报告——因为当时还是担心，中国社会很多恐惧就是人传的嘛，（笑），可能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过，但是不那么普遍——所以我记得我在海关的时候，在机场过海关之前我就把那个报告撕掉了，就没带出去。后来他们有个学者来跟我（聊），我就把那个报告给他看，参加完会议之后，我就根据我的发言和那个报告的情况写了一篇文章。

后来96年底（我）就联系出国，做访问学者去美国南加州洛杉矶这边待了一年多。回来（后），资金（方面）开始（有）美国的朋友给一些资助，相对来讲国内的这一块就比较稳定。就是说一个朋友资助5000美金的话，当时就是4万人民币。4万人民币在98年、99年的时候，因为有互联网了嘛，（做事）很方便，至少很稳定了，你不会有那种漂泊的感觉了。

98年的时候，他们香港的人来大陆做这个（同志活动），组织了第二次华人同志大会，很多人去了，那个会议之后呢，他们就觉得要在中国做一些事情，因为之前他们认为在中国做不了事。所以98年在北京搞了一个聚会（注：指西山大觉寺同志聚会），之后呢，女同志就觉得那个会议，（是）香港周华山他们主导的，她们好像对周华山不满意，另外她们觉得这个会议基本上都在讨论男同的问题，所以何小培她们几个人就大张旗鼓地张罗、组织了女同志的聚会，98年国庆节的时候，在北京。她们就跟男同的人不一样，男同的人害怕死了，都跟地下党似的躲在大觉寺里。

（男同）聚会（地点）是在他家里，聚会给每个人通知都是单线联系，谁也不通知别的人，然后到指定地点集合，（当时）会议前一天通知我说要去参加这个会议。我个人的分析就是说，香港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会议，这两个会议都是周华山主导的，会议都有中国的公安部门参与了，也就是中共在香港的行政人员都有参与，所以他在第一次会议上就发表了一个反西方化的宣言。这样就靠近了中国当局的主流思想，相当于就是说，包装成一个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的同性恋的运动。1998年（周华山）就要来中国发表，所以这些人就趁着那届会议之前——会议是我发起的，会议组织里我是主要的一个人——会议的前两天，香港的人突然起来说，要求我不要去，我去了会引起什么后果（引起当局的警惕）。当时我觉得很惊讶，因为我在北京，我都没觉得自己那么危险，（笑），其他人会觉得你危险。后来我还在电台里做了几个月的节目，也没觉得有什么危险，但有人会觉得你危险，所以这个感觉很不好。

政府的人，打击我的时候就说这人是个同性恋，那这些人，在这个圈子里面为了排挤我，（说）这个人是个异性恋人士，不要和他交往。后来自己本来觉得自己亲自来做这个事，就好好的做，我当时还是说做一个研究人员，做一个工作人员，做一些为社会民众谋福利的事，（这是）作为一个本职工作，一个天经地义的善事嘛。那后来呢我就把一些自己个人的经历啊，一些想法啊，我就写了一下，当时我的情绪变得很激动，很恼火，写了一下我就发出去了（注：指声明自己是双性恋的文章），《上海大众卫生报》还给我发了一个头版头条，还给我加了一个图片，后来那个报纸还被检查了。写完（我）就不管这些事了，（后来想）他不用这些手段来造谣，他（也会）用别的方法来造谣。后来最近十年我们这个事情都做得比较顺当，因为很多人出来做事，我们只需要跟做事的人一起合作，自己不需要在前线做这些事，非要去回答别人的这些问题。这样的话，就做得比较顺当。

“那个时候不太一样，那个时候在做这些工作时大家都会觉得自己有一种冒险的精神。现在做这些事情也要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是相对来讲人的（状态）就不太一样。”

1994年的5月底6月初的时候，我在合肥调查，就有人告诉我说那有一个（女同性恋），想不想去访问那两个人。接头的人告诉我的，因为有一个男同好像跟那个女的是一个单位，都是银行的，他晓得她们两个的情况，那两个女的不知道他。

我当时去调查去访问她们了，她们还是很自然的，很大大方方的，她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她们也没有“同性恋”这个概念，同性恋这个帽子是别人给她们扣的。那两个女的，她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同性恋，她们对同性恋的这个意识也不强。（1991年）外界媒体报道了她们同性恋的这个事情，她们也不觉得是一个什么问题。

我见到她们的时候，有一个女人个子比较壮，着装啊（男性化），抽烟，身体很结实。我先到她们家里，她们家开了个饭馆，我到她们家饭馆坐着，她就走过来了，我本来以为（是个男的），根本就没想到，后来他们说就是那个女的，（笑）。然后就聊起来了，她们的苦恼（是）两个人想在一起，但是她们不知道两个女的怎么在一起。她们之间没有性关系，或者没有我们讲的那种具体的肉体行为上的关系。当时可以变性，媒体报道上海的变性手术做得好，她们就去了上海，询问她能不能变性。去了以后她们回家也苦恼，因为毕竟还有很多手续，心理测病啊、家里同意啊、变户口啊，一大堆的问题，她们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也就搁置在那里。后来我就跟她们两个都聊了，也没聊太多，我们简报一些材料我也给她们了，也跟她们交流了一些信息。她们就是不好意思谈（性）这些事，所以我也不好意思去问她们了。

苏茜她们，是1995年初在北京的聚会上面看到的，当时北京其他的人也开始出来做事情，大家就召集一些会议。1995年初我们大概有3个关于心理学的座谈会，当时有一个叫吴春生的在北京师范大学搞了一个座谈会，苏茜好像是那次去的，当时没聊，大家交换名片啊。后来苏茜就跟我联系，了解我们工作的情况。后来她们1995年在北京酒吧街那边有很多聚会，那么就把酒吧带出来，（或者）带到家里做聚会，跟我们这个工作不一样。我们是书生呐，我们做做学问，写写文章啊，去讲讲课啊，这种可能比较适合，这个做社会组织性的这种娱乐性的这种活动我们没办法做。

（后来）一个李京，还有石头，还有Kim，还有几个人，她们提出来（在）北京搞一个拉拉小组。名字我忘了。她们租办公室要（资金），我还给她们从荷兰的一个基金会上申请了一笔钱，大概1000多美金，后来她们又去申请了（其他的）。因为我参加国际会议，会议上面有一些基金会就找我说他们要支持中国的同性恋组织，当时就这么一个，后来就给他们推荐了一些。我帮她们写（申请书），然后帮她们联系，但具体的细节她们写。1998年她们就搞起来了，1999年有一些活动，还有一个办公室。

那个时候不太一样，那个时候在做这些工作时大家都会觉得自己有一种冒险的精神。现在做这些事情也要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是相对来讲人的（状态）就不太一样。那个时候可能社会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度都很有限，比如说李京她们，当时有很多人，她可能也在报纸上写一些东西啊，或者在刊物上写什么东西啊，公布自己的联系方法啊，这样就有人跟她联系，联系呢她就去看这些人，看这些人呢，他们就会把关于同性恋的信息写在各大学的报栏上面，写下来贴给他们，然后到时候同性恋（之间）有更多的联系。那现在可能就不会用这样一个（方式），相对来讲可能就更常态化吧，一个同志沙龙啊，一个活动中心啊，慢慢跟那种主流的社区中心啊、活动中心、图书馆啊（接近），我觉得可能大小规模不一样，社会进化程度不一样，可是慢慢的在功能上更趋同了。

“十四、五年前的时候，互联网可以帮我们摆脱这种社会控制，那现在的话，我们要做的事情的规模、社会的交流、人的互动，这比十几年前的需求要大得多。”

我是去年（2011年）6月（底）7月初的时候（开微博），后来还被关了三个微博了，（笑）。如果他不限制我，我粉丝大概也有个4、5万了吧。十四、五年前的时候，互联网可以帮我们摆脱这种社会控制，那现在的话，我们要做的事情的规模、社会的交流、人的互动，这比十几年前的需求要大得多。所以仅仅是网站是不能满足这个功能的，所以微博还是很重要的。就是说社会动员有了微博在这个时代就等于做所有的事情成本就降低了，机会多了。在这个时代，就是传统的、过去政府很想限制（的），在这个时代他不想限制了，因为他也知道你连这个东西都不限制那限制别的东西也没有意义。

（微博上酷儿理论和科学之争），那也不是男同和女同的分歧。科学只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个角度，不成为人类在探寻真相、探索真理的过程当中一个统治性的东西。用不同的学科角度介入、用艺术人文的角度介入、用人本身的经验来处理这些事情，都应该值得尊重，特别是（对）少数群体，对各个个体的经验、对未知的这种（尊重）。所以如果是一个真的科学工作者，他应该有一种敬意，因为科学研究越多的人越知道自己不懂的事情很多，真正搞科学研究的人绝对不会说什么东西是绝对对的、只有什么东西才是对的。真正搞科学研究的人，大家知道，他不应该说很多的话，（笑），真的有很多人不知道（的事儿）。所以关于科学观念和酷儿理论的争议，更多还是关于科学是什么的问题，不是运动本身的争议。你说这话从科学本身就是错误的，那你，根本就不需要来什么酷儿理论和还是科学之争，酷儿理论和科学不矛盾，是不是这个道理？

万延海的微博

我觉得女同的话，在同性恋这个运动当中，在最后这个政治实践当中，我觉得可能更坚定一点，挑战性会更强一点。男同社区的话，（在）社会运动当中有很多弱点，比如说贪玩啊还胆小啊，（在）艾滋病（领域），比如说腐败啊。就像讲“科学”理论，在社会当中的讨巧啊、投机啊、依附权威啊。国外的我不太了解，但是我觉得中国的男同志社群里面有很多这一类的问题。

（社会运动的）多种力量可能是一个合力，同性恋运动本身也不是一个民主运动的力量，但是，比如同性恋社群里面出现这种极端的权利侵害事件，它是不会沉默的。其他领域的话，有很多，环境啊，青年人啊，民工啊这种，像教会啊，像各种各样现在的助教、扶贫团体网络，特别是网络上成立的，教会、律师、知识分子（团体）。因为网络上面什么都在那里，做很多工作嘛。

中国就是说，能不革命就（不要革命），能够推动它的和平的制度化（改革）最好，像台湾那样的。但是有时候也需要有社会的人来推动它，怎么来推动中国这个可能的民主的变化，可能现在很多人有很多的争论，我觉得这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是需要的。那你们可能在网上看到过有人骂，有一些激进派的人希望中间派的人都让开，那么就是说，不要给民众以希望、虚幻的幻想，大家都马上起来要对抗，（我觉得）这是一种危险。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在现有的环境下，跟他周旋，在各种机会中去把握，去推动他，去创造机会。我也不一定（激进或温和），因为在艾滋病圈子里面，大家认为我是一个激进的人，你要在政治理念上别人认为我太温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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