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2004年末）是怀着对这个群体的同情吧，觉得自己应该为他们做点事。我当时看到李银河在提交同性婚姻立法的提案，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去支持一下。但是作为一个个人来说我的能力还是有限的。所以我想作为同性恋的一份子先写一封信给国家领导人，呼吁他们去支持这个提案。但是那时候我在家里养病，没办法写。我当时父母都在身边，也很不方便。2005年1月份我就向父母出柜了。我这个人平时很坦诚，跟父母没什么遮掩，而且做事向来都是自己做主，告诉他们只是让他们知道而已。给温家宝写信这件事可能会产生一定的社会效应，我爸妈可能会从别人口中听说我是这样的人。我想与其让他们听说，不如自己正正式式地去跟他们说。我爸妈听说我要做这事的时候都疯掉了。但是我的态度、立场很硬，事情一定要自己做主。我只是让他们知道，我肯定会做的。

2005年上半年我在家养病，下半年我回到学校上学，之后我开始经常上网查资料，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写出来之后就发给张北川，让他帮我挑挑错。他指出了一些数据问题，还有哪些地方应该做得更严谨点儿。我就按照他的建议去改了一下。在2006年的2月份我赶在两会之前寄了挂号信给温家宝。我又把这个发在博客上，希望它有一定的公众影响力。这之后我就算是出柜（对公众）了吧。这个博客是一个公开的同志博客，上面有我的名字、介绍、经历、我对同志问题的认识、对同志婚姻的一些看法。当时博客上的内容也被很多人转载。

2005年10月份时候我还到了新疆当地的CDC（注：疾病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同志工作组。2006年1月份我不想考研了，想专门下点力气去做拉拉的工作。2006年的4月就开办了新疆的拉拉热线，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做了很长时间。当时预防控制中心有一个男同志热线，我就跟它时间错开，就那么着每个周六两小时。2006年5月份开始有一些拉拉过来认识我，希望跟我一块做小组或者参与一些这方面的工作。

当时就有一个叫“蓝凡”的拉拉提议跟电台合作去做一个同志节目。一开始大家都觉得不可能实现，但是可以试一试。于是一个周三下午，我就带着另一个大学一年级的小同志去了乌鲁木齐市人民广播电台。去之前我心里其实就想好了——我看好的一个节目叫“红山夜话”。我上中学时候就听这个节目，在新疆影响挺大的，收听人次大约有三万人而且涉及面特别广，是晚上的一个访谈类节目。它的听众一般都是比较年轻的、比较闲、愿意听、愿意思考的人。我们去了市人民广播电台的第二天，“红山夜话”就打电话来问“你们今天晚上能不能来做节目“。我们都没想到，根本想不到会有这种合作。我当时还去找过新疆的《都市消费晨报》，因为这个晨报是民营的，在新疆算是比较开放、多元的报纸。但是我去找《晨报》的时候，他们连门都没让我进。就这样我们开始跟“红山夜话“合作，持续了两年的时间。后来是因为没有人可以做下去，才停了下来。

红山夜话的节目一直是同志志愿者方成坚持着，还有一个电台主持人。每期还邀请不同的嘉宾、专家，包括李银河、高燕宁、崔子恩、星星、牧羊的父亲、同语的闲、les+的Sam等等，我给他们拉了很多关系，这个圈子里能采访到的人都被采访到了。一开始是每周四晚上一期节目。但到后来实在是太累、赶得太急，就改成了双周一次。这样“红山夜话”是天天都有，但是同志话题是每隔两个周四。当时我帮他们联系被采访者。虽然我后来离开了，但也一直在帮他们找各种人，提供各种便利，或者提供一些选题。这个节目从2006年的7月开始持续了两年，其实做得很成功。但是虽然电台主持人很关心这个议题，但他毕竟是圈外人，有些东西不能深入，有些东西做不到那么高。这就需要有一个同志去做编辑，做选题的策划，才能把节目继续下去。所以当坚持两年的方成退下去之后，就没有人能够做下去了。原因一是没水平，二是没有人能够坚持。我自己参与做了五期吧，后来因为离开新疆了所以就没做。

2007年某次北京拉拉沙龙 小白（中）、吴幼坚（左）和明明（右）

2006年5月份吧，我跟北京同语的闲认识了。当时我已经在网络上对同语、拉拉沙龙、闲有一定了解。对于拉拉沙龙的运行模式很感兴趣，希望能在乌鲁木齐也做类似的活动。通过网上看到的报道，我已经对闲的背景有所了解，我对她和组织都有强烈的好奇。我和闲邮件联系后，她给了我她的电话，我们通了电话。她的声音很有磁性，也很温柔，给了人非常美好的感受。我想象她是长卷发、有书卷气、带着近视镜的女博士。这是最初的一些美好感受。我联系她是希望跟她学习怎么做社区工作，但是一开始也不好开口。后来她们找Les+在各地的代理点，我就给闲写信说愿意做乌鲁木齐的代理点。2006年8月份，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在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参加了第二届同性恋大学生夏令营。顺便跟闲、Sam认识了，也去沙龙做了嘉宾。那一次对我的提高挺大的，因为接触各方面NGO的人，这是很大的学习。

其实我当时还是把同运当做一个业余的时间去做的事情。但是那时候发生了一个事情：2006年的10月份我的初恋女友跟我分手了，原因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公开的同志。当时我做电台那个节目的时候是以真实姓名上去的，等于说我对整个社会出柜了。再加上我在博客上也是公开身份的，这些东西对我女朋友来说是特别大的压力。她跟我提出分手时我特别痛苦。本来我还有一年大学本科毕业，但当时我就决定不上学了。那时候学校正忙于应付各种检查，退学也不给你办，后来我连手续都没有办就直接从学校走了。

社会歧视确实很伤人。自从这次打击之后，我有一点抑郁症。我排解这种抑郁的方法就是去搞同运。所以我来北京时候状态是——我人生的意义就是搞同运了。对于我来说就是这样。因为我没有办法化解这些痛苦，没有人去说。即便是父母也不行，虽然我父母已经接受我了。我做人的习惯是任何时候都不会把我的难处告诉父母，包括我缺钱呀，这些坎坷呀，从不告诉父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回家了一趟，跟父母打了个招呼就来北京了。但是当时有一点我没有说清楚：我说我来北京就能有工作了，他们就觉得能工作也好。其实我来的时候什么工作都没有。

2007年拉拉义工培训营结业典礼上，拿到结业证书的小白

我当时想到北京有两方面的事情要做，第一是推动立法。因为一个法律的确立可以给这个社会以政府的压力。在中国，政府的力量是最大的。以立法的力量去推动一个群体的权益的时候，这种力量是很大很大的。我当时觉得要先推同志婚姻。在中国这个社会背景下，婚姻的地位、价值特别高，特别受到人们的肯定。当你以这种被人们肯定的价值面貌出现时，人们会比较容易接受这个群体。当人们看到同性也可以作为一种婚姻状态的时候，就很容易认可你了。而当你以个体的同性恋出现的时候是一个人，别人可以随便歧视你。但婚姻是一种关系。当你以这种面貌出现时，讨论的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关系该不该被人们接受。同性恋的这种身份问题就被提到另外一个层面了，这也是一种策略吧。

来了北京之后，我就跟北京这方面的人都打了下招呼，去了同语的办公室——当时同语和爱白在一块，拜访了闲和冰蓝。Sam听说我到北京也见了我，让我给les+写稿子。当时我想在两会前做一次同性婚姻的倡导活动。我就去找Sam、 gogo，并且希望她们能替我保密。主要是怕这个事情一旦被泄露，有人人会给公安局打电话，说这儿在搞反动活动，把我们都抓起来——我不希望搞一个失败的东西。所以我当时就说这个事情能不能保密，能不能找几个人去地铁里发同性婚姻的宣传单。后来闲约我见面，问我这个事情。我想既然她知道了就告诉她。她说好像有一个规定：不可以在地铁里散发传单。我一看，诶，就是。我说那我们就在地面上做吧。我还和闲一道在五道口、西单勘察地形。当时本来很想在西单做，因为人流量很大，而且也很容易混入人群。但是去了之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当时有警察直接把卖玫瑰花的人卖的玫瑰花都没收了。当时我就想“哇塞，幸亏我们来看一看，不然这个事情会很糟糕”。

然后，当时我们就一起开会讨论这个事情。当时我很注意保密，每一个参加的人都要经过我的同意。而且我还特意把我一个外地的朋友叫来参与。当时参与的人有我、gogo、Sam、老四（成都的朋友）、闲、石头、明明、赵柯，还有一个谁忘记了——总共九个人。当时石头说既然我们在两会之前不如在情人节搞。因为情人节恰好在那个时段，而且那时候宣传比较好。如果在那个时候我们不如送花吧，石头提议。

一开始没想到裹传单在花上，想直接送花。因为玫瑰太贵就订了康乃馨。包花的时候我们就顺手把那传单包在上面了，没有预先的策划。然后发现包上去很好，（单子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从外面看到，而且更加安全了。一开始我不想通知媒体。但是活动的前一天晚上，冰蓝给新京报打电话，通知了新京报去采访。好吧，既然你知道那就来吧，我就想。当时新京报是国内唯一一个报导这个事的媒体。还有就是国外Time Out的一个老外，她也给很多国外媒体、同志媒体撰稿。（《新京报》的）记者就在现场跟着我们，还帮我们提花。当时去的是建外SOHO，但是并没有事先去观察。说实话，当时这个挺冒险的。就在吃中午饭的时候，给老人、小孩都发了，还给环卫工人发，给保安发，给路过的白领发，很快就发完了200朵康乃馨。活动很成功地举办完了，还采访了一些路人。

2007年2月14日，街头送花行动被《新京报》报道

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想把这个活动做成一个传统，就是每年两会前都做，给提案造势。我希望第一年（2007年）在北京做，第二年就可以在更多的城市，甚至台北、香港。第一年这么做了也很成功，虽然采访的媒体很少但是很好。2007年我就想联系一下香港、台湾那边的人。当时就问闲要了香港Connie、台湾王苹的Email，跟她们写信说希望她们也能参加。王苹当时没有回信，Connie回信了但是说她们这边有她们的事情，她们可能也不是很想参与。当时我还跟成都爱白的雷刚联系了，雷刚说他不想参与。跟广州的阿强说了，他说他不想组织这样的活动。所以07年想铺到更多地方的想法就没做成。

2008年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还在杂志社工作。说实话，为了做这个我还把工作给丢了。第二年（2008年）的时候大家都想来参与。我们就开了一个MSN会议，当时参加会议的有爱知行的万延海老师、赵柯，然后还有同语、爱白、les+，还有我这样的个人。当时商量了好多东西，比如做一个网页，在网上发起网络签名，还有实地的活动，比如找一些有社会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媒体人等等，去签名支持这个提案，另外就是发动社区内的签名。当时就想在两会之前把这个给李银河，让她给人大代表递交提案的同时把这个签名也递上去。虽然当时商量的很好，但是执行的时候不是你忙，就是我忙，没有做下去。

NGO的成员有业余的，工作本身就很忙，所以活动有时候做不下去。有一次我去沙龙之前，我们杂志社有个东西要赶，虽然已经是过年放假时间了。我跟主编说，我参加完这个事马上就回来赶。但是主编说那好吧，你去了就不用再回来了。我说我必须得去。实际上我们主编是支持同志的。她只是觉得我太多的心思用在搞同运上了。

我当时是去发动签名的。还找许多名人，比如性学方面的专家马晓年、方刚、李银河，还有一些媒体人。我在两会前把手上能有的签名全都给李银河了。我去她家没见到她本人，我就跟她助手说“能不能让李老师在博客上提一下，说我把这个送到了”。李银河也确实在她博客上提了一句：白咏冰把什么什么送到了我这儿。我当时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我不是在作秀。后来他们用那些签名就做了一个展览，也没按照我们预期的去交给人大代表。我觉得这件事就是在社区内大家很轰轰烈烈了一把，其实没有形成舆论效应。最后我只能安慰自己说：发动社区的参与也很重要。可是虽然社区的参与也很重要，但是要推动一个立法，只让社区内部去想这个问题而不把它变成整个社会的一个问题的话永远都不能成功。

2008年，小白（左）邀请性学家方刚签名支持同性婚姻立法

我来北京想做的另一方面就是文化的倡导。当时一方面觉得同志的文化方面很缺乏，另一方面我觉得文化的力量很巨大，它是代沟最小的，很多东西不能言传只能意会，比如看一部电影，看一本书，对人的观念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所以我决定去做一些文化上的推动。

2007年送花的时候，石头她们去拍摄了，做成了一个四分多钟的纪录片，在网上传。看到这个我觉得特别棒，就想可不可以做我们自己同志的访谈节目。因为我看“鲁豫有约”采访拉拉的那期节目很不满意。我觉得它的视角、解读的方式一是有猎奇，二是还是没有把同志当平等的人去看待。当时恰好爱知行有一个项目是支持同志文化的，我就去申请了。开始准备做的时候，我听说凤凰宽频在准备做一个同志的节目。我想我们再大力度，肯定也不如这么一个有背景、有实力的大媒体去做的宣传。那么不如先观望一下，可以在他的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借它的东风，去做我的节目。但是我发现它的节目做得很烂，而且很猎奇，很多带有对同志很歧视性的观点。他们做节目的态度也是以吸引眼球为目的，而不是真正想要为同志做点事。我还专门写博客去批判他们了，给他们拍了很大一块板砖。

这之后（2007年5月）我开始做网络视频节目——“同志沙发”。叫“沙发”是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流行“抢沙发”。当时做这个节目是希望以同志的这种多元的视角去解读社会——你们异性恋做节目做了那么多年，我们同性恋来给你们讲讲我们怎么看世界，怎么看社会的很多问题。这个节目并不拘泥于同志问题，包括素食主义、环保、独立电影……都是它关注的议题。比如有一期关于安全套的节目：我的观点就是安全套就相当于安全带，必须每次都带才能有安全。还有就是关注结婚：因为我刚开始出来提同性婚姻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太前卫，还有很多前卫的人觉得婚姻这种东西太落后，我们同志就不该要。很多人批判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人性的枷锁。我当时就找了一个异性恋的朋友，她也结婚不长吧，让她谈谈婚姻，到底有没有意思，有意思在哪。

当时做这个节目挺苦的。因为申请的时候只有两万多块钱，而我要做四十期。为了压缩成本我两天拍九期节目。为了准备这些节目，我都累得在公交车上直接睡到终点站。记得有一场拍的时候，我坐在那儿累得半天说不出话。我是既当制片，又当导演，又当主持人，又当策划。几乎除了拍摄和剪辑之外的事情我都做。

当时一起做的大概有十个人：有志愿者，有一个固定的帮我们拍和剪辑，他收钱，好像250（元）一期。当时还拍过一期南锣鼓巷反思的节目，前期拍了很多素材，但是后来没有剪辑。因为我们钱太少了，这个摄影师撂挑子不干了。我也实在是太累了，做不下去，钱太少了。这个节目一共才做了一万多块钱。最后播放的节目大概有六期，还有几期没有播放，还有一些有素材但是没有剪辑好。我觉得我已经非常厉害了，能做这么多期节目，而且点击率不差。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看，有一期节目点击率是一万八，但我没有做任何宣传。其实当时是什么情况呢：我想在新浪上传，因为新浪的受众特别广。但是节目一传上去就被删了，再传上去又被删了，很郁闷。后来就通过朋友跟新浪的编辑交涉。新浪的编辑说这是个人行为，可能是某个当班的编辑觉得“啊，居然传同性恋的节目？删了！”没办法，这东西吃哑巴亏不可能跟他们怎么样。于是我只好悄悄地在土豆上传，没有做任何宣传，就怕引起别人注意被删了。但就是这样，点击率一万八也很高了。最后，这个节目从（2007年）5月份做到11月份，中间还停止了两个月。这是我在文化方面做的一些事情。

2007年 北京拉拉沙龙3周年纪念活动上 小白点燃蜡烛

后来我爸得了胃癌。我在新疆忙碌了两个月又回了北京。之前我对自己就反思很多，觉得自己不适合站在前面搞同运。因为我个性是爱自由的那种，很反感别人关注我。别人的关注都会让我不舒服，无论是赞美还是贬斥。做同运而被别人关注让我很不舒服。我觉得我应该去做一些幕后的东西，比如在les+。所以09年情人节他们在送花的时候，虽然我知道他们在做这个事情但没有去现场。

回来北京之后我也就跟les+那帮人一起混。我爸生病的时候les+那帮人也让我挺感动的，好多人都第一时间给我寄钱。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让我能够交的朋友，而且平时的爱好、关注的东西很相近。所以我经常去les+，帮她们做一些很“杂碎”的事情，比如说最近策划的骄傲月的活动。一开始Sam希望做街头行动，还是给大众发同性恋的宣传品。不过我的经验，这个事无论是政治上，还是运动策划上都觉得不妥。因为今年（2009）是个敏感年，而且同志骄傲月是在六月份，整个一个月都会很敏感，全国的警力都会加强。而且Sam希望是全国代理点的人一起去做。但是很多代理点的人是学生，没什么社会经验，他们如果没抓的话肯定要记大过。于是我就提意见说：不如做社区内部的活动，比如搞家庭派对。我想搞这个主要是因为看了一些历史数据，比如美国四五十年代最初搞同运时，包括北京九十年代中期，都是搞家庭派对：大家坐一块什么都聊，经常聊一些跟身份政治有关的。家庭是很重要的一个细胞，组织都是在这种状态下萌芽。我觉得不如把这种细胞植入到各地，搞家庭派对。探讨关于骄傲月的话题的时候，我就写了骄傲月怎么来的，算是骄傲月前的话题。骄傲月这个活动les+已经搞了，在十九个城市，遍地开花了。这算是我今年参与的一个事情。

2008年春，小白（左）在中山大学与吴幼坚合影

我的父母现在很支持我做的事情，而且让我赶快找女朋友。我对自己以前做的事情，包括出柜，一件也不后悔。这些事情也都在我的预料之中，后果也是我能够接受的。虽然我对自己的同志身份并不焦虑，但是社会歧视还是会让我在生活中面对很多的问题。包括我现在找工作也是，很大的障碍就是我曾经在同志NGO工作。如果我隐瞒这段经历，别人会觉得我这人有什么问题不说，或者这人什么都说不出来肯定也没什么能力吧。如果说了我在NGO工作的话，很容易被问出是在同志NGO。我现在考虑找其他一些NGO的工作。像黑社会一样，先把自己身份“漂白”一下再去上“正道”。而在最严重的时候，这些年的社会歧视实际上对我的精神造成了很大创伤，导致我到现在都还有很严重的焦虑症和抑郁症。2007年8月我差点自杀。在做“同志沙发”的时候有一个拉拉联系我，说她女朋友被她家里囚禁了。因为她们俩在一起，所以逼着她（女朋友）结婚。我说“我在北京做完一件事情之后立刻去找你（当时《同志沙发》开拍在即），我去跟她家人谈”。结果过了两天，她给我发短信说：她（女朋友）自杀了。这件事情对我的打击特别大。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失眠，根本睡不着觉。从天黑坐到天亮，很清醒很清醒。这事情，包括中国的一些社会现实让我很绝望。最后我还是想通了：我必须为自己的生命负责。

关于以后的生活，其实我还在思考中。因为毕竟我二十六岁了，要结合个人的发展，更何况我还欠那么多朋友的钱。我可能会希望捡起当年的学者梦吧：考个本科文凭，再去深造，还是希望做社会学研究。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写一些带有性别视角的社会评论。我不会再回新疆做同运，还是会留在北京。因为本身我确实想生活在这个城市，而且新疆发展机会还不够。

2008年，小白受方刚邀请，在北京林业大学的课堂上为学生做分享活动

本文访谈于2009年6月

文中部分图片来自受访者

宫宇 / 整理 

静茹 / 访谈

艾琳 /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