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为同语《北京拉拉社区发展口述史·个人故事》系列的第14篇文章（本文访谈于2009年7月）。同语公众号于每周三推出一篇口述史中的个人故事，希望通过重要的事件与个体，呈现出拉拉运动的发展样貌，敬请关注与期待。

《les+》的想法最初应该是05年十月份。那之前大概是03年十一月份，我在深秋小屋上认识了sam。我记得sam那段时间也说“这一大堆人每天在一块，有一个人脉的基础，不能做一点什么事吗？”有一次几个人一块吃饭喝酒，说到做一个拉拉杂志没准能赚钱。但是当时也没有特别仔细的想过。又过了很久一段时间，sam跟我说“咱们做一本杂志吧”。她最初的想法特别简单：用几张A4的纸直接打印出来就行了。我说那是一个传单而不是杂志，而且如果要打印几千份的话费用也存在问题。所以我提议做一个大折页。当时我们的想法特别单纯：因为那时候网上到处都能看到特别压抑的故事，但那并不能够完全反映年轻人的现状。至于具体的杂志以后会变成什么样，我们没有特别仔细的想。

《les+》的这个名字其实特别波折。最开始sam想用一个中文名，而且要有“同”这个字。但是我总是觉得中文字在设计上不是特别好看：中文的刊头太满、太方总是不容易做，而且做出来也不好看。所以为了设计上比较容易操作，我希望用一个英文名字。因为英文空间感比较强，而且本身就有很强的符号化感觉。那时候我坚决用一个英文的杂志名字，sam就坚决用一个中文的，而且还要叫“同”什么。我赌气跟她说：你叫“同一首歌”吧。为了这个名字我们纠结了特长的时间。后来忘了是有一个什么提示，脑子里一闪念，我想到了les+。它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含义，而且那个“+”可以理解为家园的家，也可以理解成加减乘除的加——这个加号可以赋予它的意义特别的多，而且从设计上特别好去处理和把握。说实话在出杂志之前我也比较担心这个名字不被人理解。不过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大家好像都能理解。

《les+》第一期的参与人主要是我和sam。文字部分主要是由sam一个人负责的，尤其是整个文字方面的创意。第一期杂志刚做出来的时候sam 在我家，当时我们兴致勃勃的讨论要把《les+》做成一张大纸应该怎么样折、怎么样拼。那时我当时的女朋友跟一一（les+核心成员）在旁边特别不屑，她们说“闹吧，她们俩做不出来。”

在西厢（注：酒吧）发放第一期的那个晚上，我觉得发的挺好的。当时我的女朋友跟一一可能比较受鼓舞，从那之后她们俩改变了特别多。其实现在我身边所有的朋友，全都是因为les+的原因而逐渐加入进来的。记得第一期去（拉拉）沙龙发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人跟sam报名说要做杂志。大头（注：] 2010-2014年华人拉拉联盟委员，时任《les+》杂志轮值主编）应该是从第一年就加入进来的。也有好多人是看到杂志之后逐渐加入进来，变成les+的编辑也好、作者也好，甚至直接开始控制整个杂志的内容。 

从我的角度讲，做第一期杂志突出的困难就是出片打样和印刷。我和sam去拿第一次顺利出片的杂志是晚上九、十点钟。那个地方在南三环，特远，我们对路途也不熟，就顺着三环走。那天我的鞋还磨脚，走路一瘸一拐的。我觉得这辈子没受过那么大的苦。而且两个人口袋里一共就只有十多块钱 ，打车也不够。当时还特别饿，我们走在路边看到一个卖地瓜干的，就买一袋地瓜干边走边吃。这个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最开始我们的想法是自己拿钱做这个杂志，但sam 在第一期做出来之前就已经利用自己的一些关系去跟别人聊les+，征求别人的意见和想法。那时候有人介绍她认识了闲，所以第一期出来之后闲就开始帮我们找钱。现在想想第一期杂志并不像后来所遇到的困难那么多，是在两个人特别有冲动的时候做出来的。像出片打样这种困难是体力上的，它不像杂志之后尤其是今年、去年（2008,2009年）遇到的问题那样严重。

我觉得（做杂志的）第一年（2006年）就是吸引和冲动，当时特别有热情特别有干劲。第二年的时候知道除了冲动之外，应该赋予它（《les+》）更多的内容。第三年的时候，整个杂志都处于特别焦虑的状态。因为那时的问题已经不是杂志的内容，而是真的涉及到杂志的定位了。杂志定位对我的压力没有对sam那么大。在形式设计上我可以不断的试验，但是从内容上大概没有什么可做试验的。第三年整年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杂志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杂志？那时候人员方面也有一种疲惫。现在事越来越多，但是精力根本照顾不到那么多。每一个疏忽的地方，都会在今后带来很大的麻烦。另外的问题是“靠谱的”人不多。而且做事特别靠谱、写文章很好的人都很懒。现在les+整个志愿者的管理和培训有很大的问题。从去年开始我就希望扩大les+志愿者，扩大les+的核心人员。

2011年7月 第25期《les+》

（les+）这一群人怎样沟通也是一个问题。其实最开始一两个人做les+的话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一旦它逐渐成长起来不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了。很多人一起来做一件事情的问题是大家的想法会有冲突和偏差。而怎样在众多的想法中找到一个能让所有人都为之努力的方向是很困难的。现在les+的所有编辑人员都没有薪水。那么怎样让一群不为钱而工作的人愿意继续在一起工作就成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这就一定要使les+成为一个有凝聚力、有团队感的“家”。而这种感觉的营造跟几个主要成员的做法是有关系的。

对于这个杂志我没有一个比较常规的预期。从最开始我就希望它是不断突破某种概念的东西。就像第一期的大折页，好多人说它有点像化妆品的宣传单、一张报纸，不能叫一本杂志。可我觉得杂志的概念不在于它有多少页、多大的开本、多少篇文章、多少字。杂志的概念是由它的内容、思想而不是形象来定的。在我第一天做（《les+》）的时候就希望它能够突破所有人的传统概念。所以第一年《les+》宣传的时候，它是一本反传统的杂志。别人说“反传统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们找不到话说了，杂志（《les+》）实在不像一本杂志”。其实不是那样。一直到今天，每次我在排版的时候都问自己：什么样的东西才能叫一本杂志？我想它不应该由一种形式所限制，而是应该由内容——内容决定它是一本杂志，它传达了一种思想、记录了一种现状。所以我最开始对《les+》这个杂志的期望不是它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杂志，而是它能够带给我多大的可能。我希望它能够不断突破那些现有的东西、固有的概念。我不希望《les+》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杂志：一本《时尚》，或者一本《知音》。我只是希望它是一个实验平台，能够让很多人去试验她自己的想法。从这点上看，到目前为止我们做的还好。

2009年6月，“别·性”中国首届多元性别艺术展于北京开幕，图为艺术展开幕式现场

我自己给les+的定位是：在内容上它应该有一种引导性。时尚的东西一定会有，因为那是吸引一部分人的前提。但是更多的会定位在文化上——对拉拉的文化以及现在城市中年轻人（文化）的关注。对于一本杂志每个人都会从自己的角度有一份期望。我做这么长时间杂志也听到很多意见，但没有一种方法能够满足所有人的期望。所以当你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期望的时候，首先要满足自己的期望。只有这样才能激励周围的人，带动志愿者继续做下去。

以前我一直期望某一天走在街上看到某个小孩穿着les+的T恤或者拿着一本《les+》。但是现在这种心情慢慢的平静了下来。有的时候我的工作和梦想不一定会被别人理解。所以别人对我的夸奖也好称赞也罢只是别人的评价。它们不能够左右我做一件事情的决心。我不想再对别人的评价抱有期望。我觉得是自己的梦想就要坚持，既便所有人都不理解。

其实杂志就跟人一样是有气质和个性的。记得以前我就跟sam说其实《les+》就应该是一个小T，它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可能很腼腆，会犯很多人都会犯的错误。她懵懵懂懂的，每一步都是自己在学习成长。我甚至能具体的想到她白白静静的很瘦、很柔弱但内心又很坚强。我希望她是一个有思想、有内涵，而不是一个很时尚的人。我一直希望《les+》是有气质、有看法的，哪怕这个看法错误、偏激、不可理喻。我觉的杂志卖的就是态度。我希望《les+》不只是简单的记述一个新闻事件，讲述一个人背后的故事。甚至是时尚大片也好，这当中都要表现出不同的态度。

我觉得杂志出一期精品的意义并不是特别的大。这个杂志的意义就是它一直存在。虽然杂志目前来说有很多问题和缺点，但是它一直都在。哪怕现在我们改成季度刊，它还是会一直都存在。

我想les+在未来两三年内做的更多的是对现有内容的继承而不是扩刊。主要是从团队到杂志内容上要稳固起来，然后才能想扩刊或者其他事情。至于说能不能够拿到刊号、正常发行就太遥远了，我不想这些事情。虽然les+越来越多的去参与到同志运动里面，但是我觉得做杂志和这件事是可以分开的。杂志还是像杂志那样稳固的发展。但les+不仅是一个杂志，还是一群人。这一群人能够生产出一个杂志，同时也可以生产出其他的东西。这群人可以去参与其他各种各样的事情，参与其中之后les+就有了一个记载，成为了一个记录者。我想les+这个组织的发展和杂志的发展不会相互干扰，它们可以一起发展、一起做很多活动。但是对于杂志我们只是保持现状。

2012年8月 第28期《les+》

出杂志之后我觉得自己的生活跟着它有了调整。以前可能每到周末我可以尽情地去逛街、去玩，但做这个杂志的时候就不可能。做杂志到现在我发现自己没办法把个人生活和这件事情分开了。大家长时间一起做一些事情固然好。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样会禁锢你的想法——周围总是同样的人让你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接触其他的东西。这不是我想要的，我总是想看更多新鲜的东西。

当然这个杂志也有很多特别积极的意义。比如说我是做设计的，许多在工作上可能行不通的想法我可以在《les+》试验。我的工作和《les+》都是跟视觉、设计有关系的，它们其实可以互相促进。另一个积极的意义是我自己想事情的方法变得不一样了。排杂志的过程让我不可避免的接触到很多概念，比如同志运动、性别、多元文化……我的思想其实在慢慢地改变。最开始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很极端的人，有好多事情我没办法理解也不能接受。比如说怎样对待已婚拉拉、形式婚姻。其实《les+》每一期的专题都给我很多新的想法。以前我不太理解别人的生活状况和处境。我觉得人在任何困境之下，都不可以违背自己的心意。可是做杂志做到现在，因为看到了更多的故事，知道了很多很多东西不是一个人抱着特别单纯极端的想法就能解决的，我开始能够体谅那些人和事。

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比较自我和固执的人，不太喜欢跟人家沟通。以前我觉得设计师在自己的工作当中是需要固执的，而且我也比较喜欢自己的那种不被环境和外界因素改变的性格。可是在做《les+》的时候不能这样，我要和很多人沟通，要知道和照顾很多人的想法。有时候我去酒吧或者哪里看到很多80后90后甚至更小的拉拉那种每天泡酒吧、认识姑娘的生活状况我就会问自己：这就是我要做的这本杂志所面对的人群吗？后来我都不敢问这个问题，因为每次问到我都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悲哀。这时的问题是：我们要不要为这群人改变自己。现在的年轻人喜欢时尚大片，喜欢交朋友。我们要因此把杂志做成一种时尚的东西吗？

去年整整一年我都处于挺痛苦的阶段。我觉得自己做这个杂志的目的是要实验很多种可能，可最后的结果却是很多种困扰。我辞职很大的原因也是《les+》。因为挺长一段时间我白天上班晚上加班到十一二点，之后还要再继续加班加点的做《les+》。那段时间我觉得满脑子就是设计和排版，看见字就想把它往一块排。我设计《les+》的时间特别难以把握。因为《les+》不是一个程序化的东西，我总是希望在它上面有所突破。那些在工作中不被客户允许的想法我可以在《les+》上实现。所以排版的过程中我总是不断的在推翻自己，重排再重排。不过现在好像也没有当时那种执著了。我想没必要一下子把自己累趴下了，以后再也不想做。我想人有时候就像一杯水，自己特别满的时候就没办法再吸收新鲜的东西。所以我想潜下心来。在基本生活可以保障的情况下，我觉得现在这样还挺好的。

其实跟sam工作以来我们之间的争执特别大。在跟她争吵的最激烈、在我想“就是不改变”的时候，我会问自己：这种坚持是不是有道理，是不是一种固执或者傲慢，是不是不对的？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不喜欢这种拷问，这挺糟糕的。les+开始或许是我跟sam两个人的，但是现在它是很多人的。再那样固执的坚持自己，就变成了一种很不负责任的行为。可是花很多精力去做一件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又是特别痛苦的。我甚至开始怀疑这个杂志存在的意义。经过去年一整年的纠结我给自己找到的继续前行的理由是：其实很多还在做的人也没什么希望，但是大家一直都在做。就是这点人和人之间的激励最重要。

gogo

les+想要承办艺术展最开始是在07年的拉拉营。当时同语有一个小额资金资助项目，于是我们就报了一个图片展。最早的图片展是sam的想法。因为这个展览主要是视觉部分，所以由我负责。后来我希望做成艺术展。可能是因为我第一次从头到尾做这样的项目，很多的不合理分工导致最后一段时间特别的忙乱。

其实最早的项目报告是叫“缝隙”艺术展，不叫“别·性”。我那会儿希望这个展览本身呈现很多作品，但是这个展览本身又是一个作品。我的想法是在开展当天在画廊门前立起一个很古朴的像山西老院子的那种门。我们用斧头把门劈开几道缝，人们可以绕过门去里面参观，也可以通过这个门缝看到整个场景。我想让观众会感觉到，如果从缝隙去观看着整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只在缝隙当中存在。这可以反映同志所处的一个现实：如果周围的环境是通过一个缝隙看待你的话自然就会把你的世界看扁了。

这个报告在拿出来讨论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叫“缝隙”有点太压抑。而且如果这样做又可能会以“缝隙”这个作品的角度解释了别人的作品，那么参展的所有艺术作品都要受到影响。我想艺术展更多的时候是在呈现别人而不是自己，所以当时我也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想法。之后就要给展览找一个主题，当时一直想不出来什么。后来聊天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别·性”这个概念。我觉得“别·性”这两个字的概念特别的大、特别取巧，什么样的作品都可以塞进去，即使是这个东西不是关于性别性倾向的。这样对把那些作品组合到一起也会比较容易的。

2009年6月 “别·性”艺术展展前会议 中为gogo

这次艺术展基本上是达到了我的预期。我没想到一个展览会有那么多人看。可是关于后期的想法：网站的建设、艺术作品的代卖这块应该是很遗憾的。如果网站建立起来的话甚至可以变成同志的艺术中心。所有关于同志、性别、性倾向的艺术品都可以在那个地方找到。这样不管是对公众、同志人群、艺术家，它都会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我对于同志运动的感触始于艺术展。艺术展之后我觉得或许是因为我们国家还没有反歧视的法律，我们做的好多事情都始终没办法彻底改善同志的现状。比如说艺术展就遇到了官方的阻碍和警察的施压。之前我对同运一直特别乐观，但是艺术展之后我变得不那么乐观了。问题是在中国想通过反歧视法太难，几乎不太可能。但是在不能够取得立法上支持的情况下我们的工作还是要做，只不过是要更注重策略。这不是指做事情的热情，而是指一种做事情的方法。

我觉得les+应该在中国同志运动的历史当中作为历史见证人而存在。它是很难得的一个从女性的角度去记录这段历史的角色。对于中国同运未来的发展我不好说。我一直都觉得中国人的接受能力也逐渐在变强，人们逐渐变的宽容。或许有一天在我们做了很多东西之后，所有的老百姓都接受了。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别·性”艺术展上，观众在欣赏艺术家郑波的作品《贾里布群岛》

本文访谈于2009年7月

文中部分图片来自受访者

宫宇 / 整理 

大拿 / 访谈

艾琳 /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