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一个自己的东西——“我觉得一般人做事情都不会说‘我为大同’，而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2005年我刚毕业、接触社会，那时候就是一个小人物、一个底层，不太能有自己的存在感。我当时挺悲观的，从拉拉角度、个人角度都觉得没什么希望。…有一个朋友对我说，“现在你讲话都特别悲观，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积极一点、阳光一点、明亮一点的。 ”…于是我去找gogo。我记得去找gogo那天的天气很符合我的心境：天特别灰，就好像一个水彩画，乌云笼罩头上。我就这样走去找她。”

最开始有做《les+》的想法是2005年的事情。我觉得一般人做事情都不会说“我为大同”，而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我当时挺悲观的，从拉拉角度、个人角度都觉得没什么希望。2005年我刚（大学）毕业、接触社会，那时候就是一个小人物、一个底层，不太能有自己的存在感。所以我想创造一个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存在感。做这个基本上是跟我的专业也有关系的。我学中文，我记得以前，应该是在我做之前就有这个想法。但当时想的是我先去杂志社（工作），有经验之后再去做。那个时候（2005年）我觉得有点等不起了，每个事情都在发展。可能从个人角度我想能够去发生吧。另外，我不想要等到以后，“以后”是什么？而且我当时也没有在杂志社。所以就干脆先做，做出来再去锤炼好了。

官方地讲：一是因为没有这样的刊物；二是网站里面讲的话也都很消极。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确定要怎么做，但是我跟很多朋友聊的时候大家都会给一个想法。有一个朋友对我说“现在你讲话都特别悲观，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积极一点、阳光一点、明亮一点的”。我还记得那是十月份，于是我去找gogo。

gogo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网友，当时我们都在一个叫深秋小屋的网站。我觉得她的故事很感人的，后来就加她、和她聊。她可能以为我是P，约我出来见面，我们就这么认识了。虽然她大失所望，但我们还是认识了。我当时特别羡慕她，因为认识她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和外界的拉拉接触过，但她有一帮拉拉朋友。我就特别想加入她们，但又觉得好像挺乱的。她后来可能觉得跟她们（那些拉拉朋友）在一起，过那种纯粹的小孩子的生活对她自己也没有益处。她觉得我这个人比较老实靠谱，就经常找我和一一玩。这样我们就越来越熟，就是这样认识的。

Sam

我记得去找gogo那天的天气很符合我的心境：天特别灰，就好像一个水彩画，乌云笼罩头上。我就这样走去找她。我在大四的时候参与过制作学校的刊物，大致知道那个流程。当时是想按照我们学校的校刊那样，做成一个大开纸。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容量自己还是可以去掌控的。我问gogo可不可以帮我一块来做，因为她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想法。当时挺疯狂的，（2005年）12月底就做完了（第一期）我就一直跟她念这个事情，她说“你要不做就不能消停。”其实当时也没有设想就只做女同的，但是我不认识什么男同志，也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怎么找到学生去跟他们说这东西。我甚至还给一个不认识的不知名酒吧的老板打电话，问可不可以一起合作。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人理我，他们只会“嗯嗯”，说你们做出来吧。其实听一听就算了，所以最后就只做了女同。

那时候我利用自己仅仅认识的几个人，约她们写稿，包括做第一期的访谈，“快乐”这个主题的深入……当时我负责文字，gogo负责设计。当时我们的定位就是要明亮，积极地，希望尽量比较风趣，但最基本的是不能做得太学术。

虽然我们希望有一天能把这个东西发出去。但我们的心态都很轻松，就好像这是我们自己的博客、一个自己预想的空间，给一些身边的朋友发就行了。当时我听说了闲，就找了很多朋友想认识她，后来不果，所以就直接去沙龙去找她。当时她可能也挺意外的。她之前也是想有一本这样的杂志，所以很爽快的答应做发行。基本上《les+》当时的结构就是我跟gogo，闲做发行，一一做网站，就这样第一期做出来。

现在想起来，第一期的《les+》其实内容很少：一篇作品是我写的，一篇是台湾关于拉拉的基本名词解释，有一篇人物和一篇电影的，还有关于主题的。其实主题很简单，就是每个人来讲自己的感想，或者是怎么看待快乐。那个时候篇幅真的很小，我们甚至还没有构成一个核心团队。

2005-2007年《les+》的部分期刊封面

图片来自Sam参与活动时分享的PPT

梦想的足迹——“刚开始做这本杂志的时候，我设想的是，希望《les+》有一天会能够正规化，不再是地下刊物。…《les+》已经走了这么久了，希望它有一天能够成为正规出版的刊物。…gogo说她愿意等十年。我是一个意志力非常不坚定的一个人，能做这么久，对我来说也是挺意外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它（《les+》）在推着我走。”

现在的《les+》分为六个结构：编辑部、发行部、推广部、设计部、财务还有顾问。这分管这些结构的六个人都是核心的成员。包括gogo、一一、我还有后来参与进来的大头、蛋挞和雪飞，这三个是我们创刊几个人之外加入进来的核心的成员。组建起我们的这个核心创作团队，主要有两种渠道：第一是有人看了杂志联系我们，我们会和她建立联系，看看这人靠不靠谱、能力够不够；第二种方式就比方说大头，我们认识的时候也挺早，大概是第二期出刊的时候。我们认识大头后就跟她聊了一下，她是非常著名的知识分子，然后就开始先约她写稿。其实我们与正规的商业杂志最大的差别，不在于我们是不是一本杂志，而在于我们是一个非盈利机构，是一个靠热情、友情联结起来的团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认同的友情找到适合的人。

要说最开始出刊的《les+》和现在的《les+》有什么最大的区别，我想是现在的杂志从结构相态更加符合一本杂志的定位。其实刚开始做这本杂志的时候，我设想的是，希望《les+》有一天会能够正规化，不再是地下刊物。我还记得就这件事闲问过gogo“你觉得什么时候有希望”，她说她愿意等十年。其实我当时没有想太多，但还是越来越希望。《les+》已经走了这么久了，希望它有一天能够成为正规出版的刊物。

我是一个意志力非常不坚定的一个人，能做这么久，对我来说也是挺意外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它（《les+》）推着我走。可能会有很多人说“你都做了四年多了”。其实不用看这四年，或者甚至十年。我们就看今天出了十九期，我要出二十期。这就可以了。不用想那么多，先把二十期做完。以这样的心态往前走就好了。不管怎么样至少我们现在还在做，出现问题再想问题好了，不用老想这么多困难。

《les+》第19期（2009）封面

其实我们一直都很幸运，至少没有碰到像“饭否”这样的情况，至少我们一直在做（注：饭否是中国首批微博客服务的网站之一，2009年被关闭，2011年11月重又开放）。曾经动摇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原因是我们核心成员之间出现了分歧。但从某种角度来讲，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困难，不论是外部还是内部的。这个社区和团队相对来说都比较支持。我们不讲大家怎么样一期一期的坚持做下来，很多相对固定的成员承担了很多压力。有的时候如果我主编这期杂志，我都觉得我都要“脱一层皮”。像一一是只要她在线，她就会把她的客服启动接受骚扰或咨询，还是挺辛苦的。新成员的加入虽然可以帮她们分担一些，但也有很多问题。一一和gogo这两个人要求也比较高。比方说gogo，我们也试着帮她找过（帮忙的人），但存在的问题却比较严重，而且我个人也还是觉得gogo做得最好。她是创立人，对这个（les+）的感情最深，也还希望做的更好。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努力，比方说杂志的设计形态相对固定化，这样gogo就不用每期都做一个新的设计。一一这边，现在目前打算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能够坚持下来都挺不容易吧。

les+这个团队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做杂志，所以最大的成就是每年杂志都要成长、都要进步。我们觉得自己做得更专业了。比方说第一年，第一年是一大张纸；第二年是三十六页的，不是全彩的；去年我们又大了，就是相对的固定媒体形态，五十六页，是全彩；今年是七十六页到八十页。每年我们都在变，都在成长，都做得更好、更专业化。

《les+》也成就了我。2005年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什么也没做，有很多疑惑也很悲观的人。现在我觉得自己是依靠这个平台一点点在成长，心智更加完善也更加乐观、理智，而不只是一个青少年的迷茫状态。这是《les+》带给我的。现在当我有什么困惑我就去做（相关主题），去寻找答案。比方说有一期是“同志老了怎么办”。当时我自己也有这个困惑，所以就去找相关的人去谈，从相关的国内国外的背景找答案。然后我把自己找到的答案呈现出来。又好像有很多朋友问我“形婚是不是很简单”，但其实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就做了马上出刊的这期形婚专题。

《les+》可以改观我们生活的很多面态，举个简单的例子：gogo当时想做《les+》是希望雪飞能够看到有很多很不错的拉拉，而不只是每天坐在那里混的小孩。她不希望雪飞看到拉拉的人群是这样构成的。她希望看到大头（注：2010-2014年华人拉拉联盟委员，时任《les+》杂志轮值主编）、闲这样的人会让雪飞会更加的坚定。从私人生活来说，我们共同都有这样的愿望。但对我个人来说，现在我觉得《les+》就是《les+》，自己的生活就是自己的生活，你不能期望太多。它（《les+》）对我来说当然是自己的成长，但不是说做了《les+》我的生活就依靠它来完善。 

Sam和第一期《les+》

成长的烦恼——“我和gogo两个人都在成长，每天都在调整和反省自己……我今年特别大的感慨就是做les+四年，…虽然我确实做得很多事情：我去完善、或者去拓展、并且成功了，但是我忘记了自己最根本的问题，我忘记了自己要先回答的两个问题，直到今天我仍然没有回答这两个问题。”

去年（2008年）les+遇到了一些困境。拉拉营的时候一一就跟邵文（注：台湾同志运动家，台湾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成员）讲了一下我们现在的情况。她建议我们成立核心委员会。我们觉得这半年核心委员会是很有效的。它平衡了一个组织，成员们各自都做了什么，或者应该做什么也都比较明确。大家都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和分工，然后共同来决策。而且我和gogo两个人都在成长，每天都在调整和反省自己。

去年我们是双月刊，但是今年变成了季刊。这是我们核心成员共同决定的。虽然我个人是一个执行和行动派，很少退缩。但是其实相应的后退与反思是必要的。像去年(2008年)做双月刊的时候，（杂志）已经是五十六页了。那时候的压力相当大，也无法去管这期要做多好。因为要完成的就是正常的出刊，赶快做出来。其实去年(2008年)有几期杂志都做的挺差的。后来我们都觉得太累了，所以今年年初开第一次核心成员会的时候，我们共同决定今年要休养生息，不能让自己那么累。因为如果透支的话很有可能提前让这个杂志或者这个团队结束。所以今年我们就做季刊。这样我们会有时间想想怎样把这本杂志做好，至少不会因为疲于奔命而失去了思考或者是缓和的余地。

目前我觉得les+的非核心成员或者是核心成员之间可能有几个问题——对于这本杂志的认同、理解不够深刻，还有团队建设不够完善。我觉的我们是一个资讯杂志，但它不是一个只提供简单资讯的东西，它应该有深入报道或者分析。我当然希望les+能够变成一个正常出刊的杂志。可能那个时候（《les+》）就不用是季刊了，至少是双月刊，可能月刊会比较靠谱。但这有三个方面的需要：

第一是外力，希望政府或者是相关出版集团以及社会舆论能够认同这本杂志的存在。第二是要有钱。目前les+主要就这三个方面的资金来源。第一年我们打算自己出然后找闲做发行。我还记得那时候接到她的电话，她说你们做这个已经很辛苦了，杂志印刷费你们就不要出了，她来想办法。虽然同语也没有钱，但是闲会帮我们设法找到或告诉我们哪个地方可以找钱。前几年就是爱知行（注：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由北京爱知行动项目发展而来，于 2002 年在北京市海淀区注册，目前主要从事非盈利性社会工作，从 1994 年开始从事预防艾滋病的宣传和相关倡导，推动了政府和社会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推动了艾滋病相关领域草根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出的钱，现在也是通过闲了解到“正义女神”（注：即美国纽约正义女神基金会，致力于支持LGBTI的基金会，注重有色人种、妇女权益、跨性别人群，而尤其支持女同权益）。其实去年（2008年）我们开始卖杂志，还有很少的广告收入。所以我们，包括一一，一直要做下去是希望les+有一天能够不靠外来资金，可以自己就做杂志。第三，做杂志的基本技能要足够，我认为在这一方面自己还不足够，至少还需要三年的成长。

我今年特别大的感慨就是做les+四年，比较专心的是去年这两年。但是我个人的职业的成长却没有赶上自己应该走的步伐，对我来说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要做一本杂志，我先要知道一个好的杂志应该是怎么样的，其次我要知道一个好的拉拉杂志是怎么样的。虽然我确实做得很多事情——我去完善，或者去拓展并且成功了，但是我忘记了自己最根本的问题，我忘记了自己要先回答的两个问题。直到今天我仍然没有回答这两个问题。

未来我希望自己做杂志的技能已经达到，能够去担当这个位置。因为如果真的要担当一个商业杂志，那么它的要求要比现在高很多——要具有一个专业的杂志技能，还要知道怎样运营、怎样去寻求资金、怎样保证每个月的广告收入……

2008年的《les+》

图片来自Sam参与活动时分享的PPT

“我们还有想让世界更明亮的热情”——“les+其实也是在历史洪流里面，我们有义务去做当今的女同志的运动的前线。…我还是愿意把《les+》定位为一个去前线记录拉拉的女同志运动还有生活的杂志。…这本杂志存在的意义是它记录、展现了这个年代拉拉的面貌和状态，不管是外在的还是内心的…我们利用了杂志、网络、资源平台尽力去推动了这个年代女同志运动…同运的前景肯定是乐观的…虽然也有遇到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在积极开放的、热情澎湃的做这件事情。”

《les+》我定位为生活类杂志。但其实我们是一直在调整的，比方这几年的女同志运动开始做起来了——就好像大头的刊首语说的：它停滞了十年，现在出发就不会轻易的再停下来了。我们les+其实也是在历史洪流里面，我们有义务去做当今的女同志的运动的前线。现在来讲，我还是愿意把《les+》定位为一个去前线记录拉拉的女同志运动还有生活的杂志。

另外一方面，在les+看到各种各样的组织活动开始爆发出来的时候，也想到了自己做。

07年我们第一次自发地想做“les+和朋友们的创意市集”。我们特别在创意市集申请了一个同志专区，然后邀请我们的那些会做东西的实体的设计产品的同志朋友。因为gogo要把les+的风格，从品味延续到实体，就邀请她来做这个活动。

去年（08年）我们承办了lalacamp（拉拉营）培训的北京站。07年的时候我们参加了由闲、王苹（注：台湾性/别人权协会秘书长）、Mai（注：美国正义女神基金会工作人员）这些组织建立一个两岸三地的夏令营（注：2007年珠海首届拉拉营）。当时参加拉拉营之后，每个人都觉得热情澎湃。还记得大头写了这个过程，之后我写了很短的几个句子去冲击这个专题。那时候我写道“我们为之付出的努力，是在建设着我们的未来……因同一信仰而相聚一堂的人们，我们还有想让世界更明亮的热情”。所以当第二届拉拉营希望在五个城市做，每个城市由当地来主办的时候，我们就很自告奋勇的承担北京站的工作了。

这之后（08年）我们还做了十个城市的酷儿电影巡回展。那个也是多个组织共同去完成的，但是创意是我想出来的。作为酷儿影展的主办方，这个影展的构成和面态是我们来完成的。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关于国内独立拉拉电影的报道，觉得很多人想看。之后我们就主动去做并且找同语来合作，就问它可不可以提供这些影片。北京的反响非常好，两个下午来了六百多人。然后我们又跟大家接着谈，说把这个普及到外地去。

艺术展（别·性艺术展）我没有参与太多。虽然最初这是我的一个创意，但后来gogo决定做起来。les+年终派对是一年一次的，这算是是对自己和读者的一个回馈。

“别·性”艺术展的部分作品

图片来自Sam参与活动时分享的PPT

做les+网站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及时获得读者的状态、听到她们的回馈。其实之前在推广方面我们并没有一个自己的主体。我们今天在这里发个帖，明天在那里发个帖，推广的人员会觉得我们有一个自己的网站是对推广来说就相对比较好的。我们认同她的这个决策和建议，所以做了这个网站。其实参与这么多杂志以外的工作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打开杂志的影响力。

在les+发展的过程中，它是有推动一些事情的。这本杂志存在的意义首先是它记录、展现了这个年代拉拉的面貌和状态，不管是外在的还是内心的。第二，就像我们宗旨上写的，让包括同志在内的更多的人听到同性恋群体的生活。我觉得我们在做，而且基本达到了。我们利用了杂志、网络、资源平台尽力去推动了这个年代女同志运动。

我不知道les+在同运中能够做多少。我们尽力做自己能做到的，但不可能立下豪言壮语说会做的多大或者多好，只要有精力只要能参与我们就会以我们的特长或者资源去做。

我觉得在05年的时候（同运的）报道，特别是女同志的报道还是很少的，但近几年有众多的活动、媒体宣传，还是靠这几年的同语以及各地的组织的成长，所以我觉得现在确实是一个（同运）开始欣欣向荣的状态。它预期会做得怎么样我不知道，因为中国有中国的特色不可能单纯比照国外的。比如说美国当时跟民族运动和女性权力运动走在一起做，他们有他们的成功，台湾同样也是如此，他们跟民族运动走在一起的。中国来说相对比较特殊，中国的民族运动很难做，那么一个去倡导个体的权利或个体存在的运动在中国很难做，要去推动同性恋个体的存在和相应的权利就会更难做。所以我觉得以中国的特色和符合政府的尺度我们在很小心谨慎的动。

我觉得中国的民主运动或者是政府对同性恋的看法还是会改变的，但是时间有多长我不知道。这不是一两个组织而是每个地方的组织都在做的一个东西，就看大家怎样一齐努力去推动它。（同运的）前景肯定是乐观的，只不过看这几年我们怎么去（推动它）。虽然也有遇到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在积极开放的、热情澎湃的做这件事情。

2012年《les+》借助同志媒体的身份开展媒体倡导项目进行发声，出版物包括《LGBT媒体报道建议手册》《性少数发声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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