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中国妇女报》工作，不是一个选择，但这个工作也并不是分配的。那个时候不是一个开放的市场，也没有一个特别公开的信息发布渠道，所以就是一家一家的去拜访。我拜访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是要人的，所以也有一定的偶然因素。

我在那边工作是从94年开始，然后就是筹备世界妇女大会的时候，我作为记者，其实说实话没留下多大感受，因为当时很多的资讯很难去理解。我想那是一个不寻常的经历，你在被安排的情况下，闯入一个你不太了解的一个场合。世界妇女大会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妇女的会议，有几千人，非常非常的混乱，在怀柔它占据整个县城，没有一个中心的议题，也没有一个中心的日程。我去过外国人的活动，但是我没有感觉到在那儿有女同的信息，这也不属于我们报道的（范围）。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主要的特点就是要把妇女的劳动能力加入到社会生产当中，他会提出一些妇女权利的问题，但是前提是没有制度改变的要求。妇女一定要凭借自己的超额的竞争能力去加入到这个社会当中，然后证明你自己的能力，能够得到一定的位置。（《妇女报》）有很多这一类的话题，包括哪一个农村妇女，她的文化教育水平比较低，或者说她比较没有钱啊，或者说她的生活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她非常的贫困，但是她努力的奋斗，终于经营起了自己的一个小生意，终于脱贫致富了。那么潜台词就是，她没有给国家找麻烦。歧视的问题，包括文化当中对妇女的偏见，其实（《妇女报》里）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东西，但是她把它们都混在一起。如果你想成为比较好的记者的话，不想满足只去做一些宣传式的东西的时候，你能找到的唯一的思想武器就是女权主义。

我觉得（在漳县工作）是一个经验，但不一定是一个特别好的经验。我觉得在那种极度贫困，就是物质和精神极度匮乏的地方，你唯一找到的希望就是妇女的力量了，不是任何外来的东西、外来的人，当然更不是政府。那是中国最贫困的地方，那里的贫困是触目惊心的。包括她们的那么的一种男性统治的环境。基本上她们都非常早婚，她们的生活跟大城市的非常不一样，她们可能在18岁之前就结婚了，有很多人是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她们（遭受的）是非常严格的一种隔离，男人不允许妇女有自己的社区。她们可能有交流，但是你观察一下，这种非正式的交流完全依赖于正式的一种关系，比如这个人是我的亲戚，是我家族的亲戚，实际上这是依赖于父权制的一个管理制，并不是妇女自己发展出来的关系。比如说我的妯娌，我的嫂子，这都是男性的关系，不是女性的关系，但是女性只能依靠这种关系来去发展，所以亲戚关系是非常主要的，我从来没有听一个妇女说谁是我的朋友，全是说这人是我的亲戚，她们没有（朋友）这个概念。我觉得跟农村妇女在一起工作让我认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我对这一切都不是抱有非常乐观的（态度），一切都非常难改变。（注：2003年3月，吕频从北京出发，来到偏僻的西部小城漳县做副县长。去漳县前，吕频的身份是《中国妇女报》妇女权益部主任，也是报社最年轻的部门主管。从漳县回来后，吕频辞职，从此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

其实我没有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因为当时我跟我的一个朋友讨论，为什么这些女权主义者，都特别害怕说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理论上她的一切其实都是女权主义的，但她们不允许人们使用女权主义称呼自己。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当时我的一个同事跟我说，你这篇文章等于是给自己贴上了一个女权主义的标签，但是我并没有否认，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身份的政治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她会带来一个动力，我认为有责任把这个标签去公开出来，因为你知道女权主义者算是政治的一个信仰。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你不把这说出来是没有意义的。女权主义者，这是一个政治身份，这是一个政治性的行为，它是应该公开化的。要是你是个女权主义者，你不能否认，你不能允许自己保持沉默，你必须要把它显示出来。而且特别是现在这样一种，对政治行为，政治的这种恐惧和远离，包括人们对这种各种各样主义的这样的一种恐惧，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这种情况下，你越发的要这样去做，这越发的是一种政治行为。 

吕频（中）获2012年女性传媒大奖年度女性榜样奖

我在那之前（对女同）不是有特别清楚的印象，在90年代的时候曾有一些人试图去组织一些交流的活动。当时一些比较活跃的妇女组织，去组织活动然后就有另外一些人参加，也有女同参加，但是她们是女同组织的（人），我记得其中有石头。

我觉得她们是一个我不了解的一个群体。女同本身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同性恋是一个知识。我想关于女同的知识肯定是来自于女权主义，但是那些东西不会告诉你一个关于女同的真实的生活，只是告诉你同性恋的一些近乎理论性的解释。我认为她们是跟我不一样的人，不是有很强的好奇，可能跟自己的状态有关，可能没有让自己的好奇心表现出来，或者是不允许自己去表现。因为这跟你受到的某一种教育有关系，就是你担心你的好奇可能是会带来一种刺探，所以就不允许自己这么去做。你担心你自己会冒犯别人，你担心有这种想法会（造成）对别人的一种冒犯，但是这个是潜意识的，其实可能没有什么机会，因为并没有人给我们创造一种什么机会可能去跟她们认识，就是这样一个环境。

我参加过很多（女同活动），我去了一次同志中心，拉拉沙龙我也去过。当时我的感受就是她们话题、组织特别不正规。比如说她们当时声称两点开始，实际三点钟也没有开始。当然后来我理解，她们的目的其实不是这个话题，比如说一个人来介绍呢，我觉得这个人也不是特别有准备，而且是很散漫的，其实整个她们的活动方式就是这样。但是我的目的可能就是去听一个讲座，就无法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包括就是看一下这种活动的形式，看一下这个活动是在做什么的，其实始终不是特别了解。后来才意识到，其实她们的目的（是创造一种社交环境）。

我对《les+》自己比较关心，曾经比较关心，现在不是那么关心了。当它出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特别的好，我认为她质量是非常高的、是非常有专业水准的，又看到它背后有一些同志群体的一些呈现，我想一个群体去办一个自己的杂志、一个媒体，这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这是一种政治性的态度。

我对它不太感兴趣是后来，好像就是她们有一期做了一个类似于大片的那种，所谓大片就是时尚杂志的一种术语，人们去穿一些漂亮的衣服，去拍一些特别隆重的照片。我对这些就不感兴趣，不是质量，就是我不喜欢这种，当然我能理解她们认为这个对女同的群体是有意义的，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不喜欢这种异性恋的、时尚的、消费的，都是基于这种异性恋的假设的。你是要把自己打扮漂亮的，然后你才能有价值，男人才能喜欢你，是这样一个假设。那么你把它搬到同性恋这个当中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起码应该意识到，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本身是有（问题的）。所谓的时尚是什么东西，就是说，它用一种让你心甘情愿的方式去把妇女的钱拿走，这是个圈套，所有跟时尚有关的东西的价格都是极不合理的。

我知道同性恋其实是可以（有消费主义），但如果是一个NGO的杂志我会质疑为什么要去做这么一个（商业模式）？我觉得这是没有赋权的。我认为《les+》后来有这种倾向，所以后来我对它不感兴趣了（注：当访谈整理者将此稿件发给吕频本人审阅时，吕频认为自己口述中关于《les+》的批评有所偏颇。吕频表示自己对《les+》的了解有限，且文中的段落内容并不是她目前对于《les+》印象的全部。吕频在给访谈整理者的回信中补充说明，拉拉们对《les+》的热爱，是这份杂志价值的证明）。

因为NGO是一个组织，它的工作是为了去赋权，那跟这些其实是没关系的，这些其实是由市场来去做的。我对类似的这种营销策略从来都不感兴趣，我不觉得这是一个策略。其实往往是这样，当你以为你只是为了去把她们吸引到你的话题当中，而去做一些迎合式的策略的时候，实际上你投入了她们而不是她们投入了你。说不定是你被别人吸收和消解了，而不是你所想的，那就是你的想象了，不是事实。

2012年 吕频剃光头抗议高考招生中男女录取分数不同的现象

女声也会报道一些同志的议题，同志议题是她关心的议题中的一部分。因为从性别的角度来讲，肯定要关注性少数的话题，当然另外的一个方面就是让别人看到一些其他领域里面NGO在发声或表达方面的一些行动经验，这些是值得大家去学习的，我觉得其实重要的是这个角度。

我觉得女同组织的经验其实有很多是可以去学习的，好多值得其他妇女组织去借鉴。当然可能跟同性恋的这样的一个倾向，在任何正式的这个系统当中，都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个空间有关系。女同有在极度边缘化的情况下的一种共同的诉求，其他的这些妇女是没有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而且或者说即使有强烈的诉求，她们不允许组织起来。

非机制化，可能更多的是依赖于志愿者的活动，在我看来其实是个好事。因为机制化会带来非常多的问题，它会使你为了这个组织的存在而去做事情，这可能会使你不是特别聚焦于你自己的（目标），这可能会使你缺乏选择，越组织化的NGO是越难动弹，因为它们缺乏对社会议题的灵活性。我认为对于草根组织来说，是否组织化，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来看，往往是那些相当不组织化，非常松散的一些组织，它们具有非常强的一种活力。有些人幻想一个NGO应该去做大做强，根本就没关系，体制化的这个东西本身就有好多可批判的，那么你又去模仿它的体制，中间就是有问题的，如果是一种散兵游勇的方式，这种灵活性可能是人们此前根本就意识不到的。

吕频在为女声网工作

女同运动和女权运动是不是一回事儿，这个首先取决于女同组织自己，如果你认为你是，那么你就是，如果你认为你不是，那你就不是。说到底其实（是）这些女同组织，她们是不是认同女权主义，或者说认同一个妇女运动的共同的愿景。人们永远不可能只关心自己，得看到你自己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是什么样的位置，那么你给自己目前的这样一个边缘处境所开出的一个解决方案是什么？你可以有权利去只关心自己的问题，关键是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这跟别人有什么关系？你跟别人有什么关系？你跟这个社会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个社会解决了你的问题，那么你就不需要再去关心别人了？

我觉得中国现在作为一个运动的真正的生命力是在哪儿，为什么妇女组织本身是边缘化的，因为妇女组织就是不回应公共的社会问题，回避社会问题的话你是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女权主义运动的。现在关于中国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关于中国的这样一个政治制度的一个社会辩论，关于中国现在这样一个发展模式的辩论。而这些妇女组织却幻想自己的问题跟这一切都没关系，这个就是妇女运动没有去发展的一个原因。女同（运动）是同样问题，就是你不去参与到中国具体的关于中国社会的这样一个变动，如何去跟其他人在一起呢，没有一个民主的社会是无法解决所有人的人权问题的。

我认同异性恋。认同，就是说我身份是异性恋，当然有些人可能是异性恋的生活方式，但是她并不一定强调自己是个异性恋，她并不认同是异性恋，就像有些人有同性行为，她不一定强调自己是（同性恋）。我认同我是一个异性恋，因为这是我的生活经验。

看人们怎么去理解就是说只有女同性恋才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这句话。当然因为当时有一些非常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她们做了一些实践。然后她们就认为，但凡你跟异性恋男人保持这种固定的性关系一定会让你的女性主义的认识打折扣。当这话移到中国来，其实不是特别适用的，首先我想女同性恋中也没有多少女权主义者，其次就是说从我的看法来说，我觉得异性恋的经验带给我们的思想体验太多了，在这个异性恋的世界上，你作为一个异性恋者你才能看清楚这个世界是什么。

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说在后女权主义者的时代，女同性恋取得了私人亲密关系的合法性，从而使她们逃避了、背叛了女权主义。因为她们被允许建立跟另外一个女同志的亲密关系，她们可以组成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个人生活，在这个个人生活里面是没有男人的，然后女权主义对于她们来说就结束了。因为在整个社会这么多人在受压迫中，她们却拥有了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使她们忘记了其他妇女的命运，忘记了这个社会。

贝尔·胡克斯

女权主义最终必将跟一场全面的政治变革联系起来，它不只是一个妇女的问题，不只是一个所谓的性别跟性取向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得去参与进去，如果你不去表达你的态度，这个过程当中就不会有你的诉求在里面。没有一个整体性的解决方案，这是一个拉扯的过程，至于大家相互拉扯的过程当中，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体制），我觉得谁也不会知道，不可能有一个预定。

但我觉得现在的中国，跟中国现在的社会特点有关系，就是只要你只做不说什么都可以。你是可以去看A片的，但是你不可以到网上去说这个A片。你可以去做，因为它现在不能那么严苛控制每个人的行为了，它根本控制不了，它也得给你一些空间。所以你可以做，你可以呆在自己家里做，呆在私人领域里面做，但是你不可以让它公开化，不管你的个人生活走到多远，整个这个舆论，整个这个主流的价值观还是这么糟糕。

所以我觉得辩论对一切更重要。你私下做的是没有任何授权的，你没有被确立成为一个权利，所以他人就可以随时去干涉你，如果你想获得生活不受到干涉的权利，你必须把它公开化。而现在是比较类似于一种妥协，这个是不断的受到威胁的，好多东西都没有去触碰到一些真相，有一些真话并没有被说出来，有一些真话也没有被听到。女权主义就是这样，老是自己跟自己说话。其实这个不仅仅是公开化的问题，（是）你的话题跟中国的社会、政治之间是什么关系（的问题）。正因为敏感本身就是标签，如果你是一个不敏感的问题，是没有人理你的。有很多人，那些比别人走的更远的人，他们是替后来者去拓宽了边界，所以这是一个搭便车的问题，每个人都想搭便车，这个社会是无法进步的。搭便车就是说我不会去出头，我希望别人去出头，然后我可以跟在后面去享受这个好处。

你看到别人都不去做一些街头行动的时候，你也不去做，那也应该不会有女同的街头行动。所以女同在这个方面应该更多的去把自己的勇敢的经验去跟别人分享，因为这种身体的行动现在太少了。街头行动绝对是重要的，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一个在场，它是一个身体的在场，对公众空间的一个占领，如果你说了很多你身体都不动，这是不对的，你的身体动才是重要的。所以就是像517的那种行动本身，你们本身已经把它安排成一个非常具有政治意义的行动，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注：517是指2011年5月17日“国际不再恐同日”北京同志中心和同语组织的“流动的彩虹”骑行。）

2011年5月17日“国际不再恐同日” 

北京同志中心和同语联合组织“流动的彩虹”骑行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