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分到中央人民警察学院（注：即现在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书。在讲授哲学的过程中，需要理论联系实际，我更多的是联系妇女问题和与性别相关的议题。我在给学生开设的美学选修课中，也是和审美中的性别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我还给本科生和研究生上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课，也是比较关注马克思恩格斯的妇女理论。我还在学生中做过一些有关性别观念的调查，尽量把我关于性别平等的理念融入到教学过程中。

（作为女性）我从个人的角度，在后来遭遇55岁被迫退休以前，并没有遇到特别多的明显的性别压迫。我的“性别觉悟”，更多的是在学习和思考中获得的。有人以为，作为女性，是因为你受到压迫了才去反抗；你关注同性恋，是因为你是同性恋你才能够感觉到同性恋的不平等。其实不完全是这样。你可以通过学习、知识、经验等途径理解这些问题。在我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对社会不公的感受，更多是来自政治方面。我父亲曾经是右派，作为右派子女受到歧视。以前中国特别“左”，例如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出身不好”的人，或说了所谓对党不利的话，就有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的危险，会受到不公正待遇。我觉得这应该是我对所有的不平等比较敏感的一个出发点。我关注同性恋问题和妇女问题几乎是同时开始的，两者共同的背景应该说是对普遍人权和平等的关注。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有一句口号，叫做“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做到，女同志也能做到”。当时我们所理解的男女平等就是“男女都一样”，男人能做的女人也能做。到了八十年代，很多原来以为不存在的性别问题出来了，例如，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企业优化组合，使大批女工下岗；在农村，生活好了一点后，妇女不下地干活儿了。于是，80年代有了关于“妇女应不应该回家”的讨论，解放了的妇女重新面临解放问题。这也是一个客观的原因，让你去关注妇女问题。

2004年3月，荣维毅在央视《百家讲坛》“女人说话”节目上主讲

“妇女与参政”议题

1986年，北京市妇联成立了妇女理论研究会，在北京日报上发了一个关于妇女理论的征文通知。作为应征，我写了第一篇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试论大龄女性的婚姻问题》。当时社会上关于女性的婚姻讨论挺多，好像大龄女性不结婚是个多么严重的问题。那时我不懂什么叫女性主义，也不懂性别平等，但是我觉得，讨论女性为什么不结婚就是一个问题。我在那篇文章中呼吁，结婚或不结婚、什么时候结婚，都应该是女性的自由。我对这种讨论的反应，应该说是天然的直觉，从哲学角度来讲不是自觉的。只是直觉上认为，把大龄女性的婚姻问题看得那么重要，迎合了传统文化对妇女身体的控制，即把女人看成是生育机器，过时就不好用了。从现在关于“剩女”的讨论看，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过时。刘伯红也参加了那次征文，我们都得了二等奖。由此，我加入了北京市妇女理论研究会，参加了一些活动。1999年底，又加入了全国妇联办的中国妇女理论研究会，就这样进入了妇女理论研究的圈子。当时还是讲妇女解放、妇女理论，男女平等，后来接受了社会性别观念，逐渐认识到社会性别平等（简称性别平等）是比男女平等更科学的概念，内涵更深更丰富，于是，行动目标从争取男女平等变为性别平等。当然，根据不同场合和对象，男女平等这个词汇仍会使用。

我最初接触社会性别概念是在1999年初。1998年，在联合国开发署驻华代表处支持下，北京的一些女性主义学者编了一本《社会性别与发展培训手册》。该手册的最大亮点是用参与式方法介绍社会性别概念及相关理论。1999年1月，参与编写手册的冯媛和杜洁及手册资助方代表葛友俐来到红枫妇女热线，为志愿者做社会性别意识培训。我作为红枫志愿者参加了那次培训，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社会性别概念和参与式培训方法。

2016年3月，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志愿者联谊会

表彰服务20年的志愿者（荣维毅，左四）

王行娟老师主持的红枫妇女热线是我最早参加的妇女非政府组织。红枫妇女热线是1988年10月成立的中国第一家以研究妇女问题为主要方向的民间妇女组织——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妇女研究所（简称妇女所）于1992年9月开通的中国大陆境内第一条妇女热线。1996年7月，妇女所改称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简称红枫）。1996年我开始在红枫做志愿者。虽然红枫是为妇女服务的，但开始也缺乏性别意识。比如，有妇女来电话咨询问：我老公外面有人，我离不离婚呢？咨询员如果没有性别意识，就会说“你不能离婚，那样的话，你多亏啊”。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1999年4月，在红枫和北京医科大学心理咨询与培训治疗中心共同举办的 ’99北京国际心理咨询热线研讨会上，我提交的《妇女热线咨询中的性别视角》、《女性性问题咨询社会性别分析》两文，都是围绕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概念与热线咨询这一主题，倡导在妇女热线咨询中引入社会性别视角。

2014年8月，荣维毅（前排左二）在妇女热线22周年纪念会上                          

2001年7月，在王行娟老师的支持下，利用周末时间，我对红枫妇女热线督导做了一次为期二天的“女性主义、社会性别”参与式培训。直到现在，红枫每次对新咨询员的培训和专题培训（如反家暴咨询培训、性问题咨询培训）中，都要加入社会性别及其在热线咨询中的应用等内容。这反映了社会性别概念和分析方法已经在为性别平等而行动的妇女非政府组织和女性主义学者中得到较广泛的认同。

1999年3月底至四月初，我参加了《社会性别与发展培训手册》编写者在北京做的一次累计为期8天的培训，这次培训后成立了“京津社会性别与发展协作者小组”（简称京津小组），小组的宗旨是通过参与式社会性别培训，促进社会性别主流化，促进男女平等，促进妇女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通过对各级妇联干部，公检法司等国家机关、传媒、教育、卫生、健康、扶贫项目等各类政府和非政府机构的管理人员、领导干部和参与者进行社会性别培训，促进各类人群提高社会性别意识及各项工作的社会性别主流化。2000年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成立时，京津小组作为整体加盟，参与了对反家暴网络工作人员及合作单位人员的社会性别与反家暴培训。我参与了其中的很多培训。因为在公安大学工作，我也一直比较关注警察执法中的性别问题，参与了全国很多地方对各级公安机关警察的反家暴培训。

作为京津小组成员或个人，我还参与了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原北大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等妇女非政府组织承担的有关项目的培训、调研等活动，主要涉及反对各类性别暴力、农村妇女发展等议题。以上活动，促使我不断加深对社会性别概念的理解及应用，也与一些妇女组织建立了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2014年11月，荣维毅在“网易女人”频道上

就“反对消除针对妇女的暴力”议题进行分享

在红枫妇女热线，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性问题专家咨询热线”值班，经常接到有关同性恋、跨性别问题的咨询。为此，我在热线业务研讨会上做过如何接听关于同性恋来话的辅导。根据自己在红枫妇女热线咨询的经验，曾应李银河之邀写过一篇文章《酷儿理论与社会性生活实践》（《百花洲》2001年1期）。

我最初关注同性恋议题，与参与妇女运动和妇女理论研究有关，时间上也几乎是同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邱仁宗先生，是中国大陆比较早关注同性恋人权和女性主义理论传播的学者。我参加过邱先生组织的一些研讨会。万延海可能是通过这些会议知道了我的通讯地址，1995年下半年我收到过他的一封信，知道他在做关于同性恋权益工作。当时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我也不了解同性恋，但在本能上觉得应该支持他，所以给了一点小小的捐助。他告诉我，1996年张北川要在青岛召开一个关于同性恋的会（后该会推迟以至流产——编者注），于是我给张北川写了封信说想参加，这样就跟张北川先生联系上了。

2005年，荣维毅于一女性主义沙龙

张北川那时正酝酿编一本《朋友通讯》杂志。我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它的整个过程，1998年2月份出了第一期，我和刘伯红都是它的顾问。（一开始）我也有压力，我不是同性恋但是关注同性恋问题，人家可能觉得你有什么问题，你研究这个问题你就是另类，因为这个问题在当时确实难登大雅之堂。现在对女权主义者来说，关注同性恋问题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性别歧视和性倾向歧视是密切联系着的。可是在1998年最开始的时候还不是这样认为，讨论同性恋问题还是很敏感的，即使在女权主义者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

其实，我跟女同志个人的接触还早一些。最早接触的是Kim、石头等人。1997年7月的一日，我和丁宁到位于北京西城六部口的柠檬树咖啡屋，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同性恋酒吧活动。记得石头是剃了个光头去的。大陆的女权主义者和女同性恋者最早的结盟源于东西方小组。东西方小组活动停顿后，在Kim的建议下成立了一个读书小组，我参加了这个读书小组，成员有冯媛、丁宁、吕频等，还有石头等一些女同志。记得我们到Kim在建德门牡丹园的房子里活动过几次，在一块儿讨论过李银河翻译的《酷儿理论》、美国女性主义者凯特·米里特的《性政治》等。后来读书小组改名为“社会性别读书小组”，增加了一些新人，活动断断续续持续到2009年（小组的骨干继续以其他方式联系和活动），但自从2001年Kim组织的中国第一届女同志文化艺术节流产、Kim消失了以后，好像就没有女同志参加了。

2004年，安可找我和郭建梅等人讨论女同志的活动。2005年我参加了安可主持的拉拉沙龙开张活动，也参加了2009年11月拉拉沙龙女同发展论坛暨北京拉拉沙龙五周年活动和2012年12月拉拉沙龙八周年庆活动。其实，我对拉拉沙龙起不到实质性的帮助作用，但好像是一种道义上、精神上的支持。所以，只要找到我、通知我，我肯定会参加的。冯媛也是积极参与者。

我比较深入接触的女同志是1998年10月初在北京中关村乡摇酒吧召开的“中国女同志全国会议”上认识的一个东北女同志。她是个结了婚的女同志，应该是双性恋，是个比较能干的人。我们通了较长时间的信，她跟我说很多工作上、生活上、情感上的问题，是那种能够有些真正的个人心灵感受的交流，她自己的生活经历啊，她自己的感受啊。但时间长了，慢慢断了联系。

对女同志的权益保障，我没有做过实务工作，但因关注这个问题，参加过一些讨论，写过一些文章，做过项目支持和培训等。所有这些都是倡导性倾向及LGBT人群的人权和平等，在做这些事情中也提升了我自己对多元性别问题的理解。

北京拉拉沙龙／女同志中心

1998年10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欧洲妇女问题研讨会上，刘伯红、我、周华山等中方与会者和丹麦、荷兰、卢森堡等欧盟与会者自发举行了一个小型非正式圆桌会，就卖淫、性、女同性恋问题进行了交流。这次交流使我更明确了：女同性恋是女性主义的同盟军，是女性主义理解自身理论与实践的参照系。这是我作为女性主义者始终关注和参与女同志活动的内在驱动力。

1998年11月在邱先生主持的《中国妇女与女性主义哲学学术研讨会》 “同性恋专题讨论”中，我在发言中谈到同性恋研究至少有三层意义，一是社会平等、民主、进步的体现；二是为异性恋、特别是女性主义提供了一个参照系；三是为人们深刻理解人性，特别是女性性欲望与性满足方式提供了参照系。

我非常赞同李银河在《同性恋亚文化》中谈到的同性恋现象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它提示了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它提示了超越性别界限的可能性；它是所有边缘群体对主流意识形态及话语权力的挑战。另外，我觉得中国女性主义内部对同性恋的认知是有差别的，因此女性主义的内部讨论也十分必要。

1999年10月在邱先生主持的《“面向21世纪的女性研讨会”——女性主义者与女同志之间的对话》会上，我以《平等，女性主义和女同志的共同追求》为题的发言，表达了几层意思：其一，女性主义与女同志两者虽然不能完全划等号，但有很多共同之处，争取性别（包括多元性别）平等是两者的共同目标，沟通是的两者的共同愿望；其二、女性主义与同性恋的沟通是自我成长的过程，是对自身无意识的恐同和歧视的超越，是加深对女性主义和性别平等内涵理解的渠道；其三，女性主义与女同志有共同的努力方向。女性主义要实际接触女同志，了解她们的生存状况和需求，女同志也需要克服心理障碍，通过各种方式为女同志社区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并以此提升自己。

2001年11月，我为第一届中国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提交的文章题目是《艾滋病防治与同性恋的生活与权利》，在关于同志权利的分会场做了发言。

2007-2009年同语在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支持下，开展了《女同（双）性恋者家庭暴力状况调查及反暴手册编写》项目，我参与了该项目的一些讨论，并为项目报告写了序言：《促进反对性别暴力运动的扩展与深入——〈中国女同（双）性恋者家庭暴力状况调查报告〉序》。2012年在4月22日，为les+志愿者工作坊做“拉拉与女权”培训。总之，这些年来，在倡导多元性别平等方面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工作。

2014年，同语《中国性少数群体家庭暴力研究报告（第一版）》

发布，由荣维毅做总序

过去，当社会不认识同性恋问题的时候，只能通过呼吁啊，什么联谊啊，什么酒吧啊，来表现我的存在。现在人家已经知道你的存在了，那你怎么继续更好的存在，那就得做点事儿。这也不是说以前怎么不好，它是一个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阶段。

可喜的是，中国大陆的LGBT运动发展到现在，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女同社区通过开展能力建设、以社区需求为本开展调研等行动，使权力意识、组织建设、研究和倡导能力等方面都有长足发展。如同语做的女同（双）性恋家庭暴力调查项目、参与11.25反暴力行动；粉色空间性文化发展中心做的“同妻”支持项目等，都对促进边缘妇女群体融入反对性别暴力主流、推进性别平等和性倾向平等进程有积极作用。

2016年，“欧洲与中国性暴力状况与应对”主题论坛上 

荣维毅（左一）、《强奸》纪录片导演琳达·施泰因霍夫（Linda Steinhoff, 左二）与翻译志愿者（左三）

近年来，更加年轻的有行动力的拉拉的活动引人注目。仅2012年，主流媒体上就出现了由她们参与发声的一波一波的女权事件，如占领男厕所、反对职场性骚扰、反对地铁性骚扰、反对高考招生歧视、现场声援李阳家暴受害者KIM、促进反对性别暴力万人签名等。

我相信，无论男女、无论性倾向、也无论性别气质表现如何，只要大家团结起来，为所有人的平等、尊严和人权保障而行动，未来肯定会更美好。

本文访谈于2011年2月，口述者修订于2013年1月

Rebekah、柯晓 / 访谈

 Rebekah / 整理

艾琳 / 编辑

部分图片来自口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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