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上大学开始就知道女权主义这个名词，70年代末或者80年代初。知道西蒙娜·波伏娃，知道一般的抽象的理论。那个时候体制里面是根本没有这些教育，更多的还是一种探讨的好奇心。真正促成严肃的思考这个问题，还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参加《中国妇女》杂志的一个讨论，写了文章叫《女性的理想和理想的女性》。这篇文章后来就发表在1986年的第六还是第七期的《中国妇女》杂志上。正好我就是那年夏天研究生毕业，毕业以后就去《人民日报》的国内政治部，当时担任部主任的人正好也看《中国妇女》杂志，对妇女问题有一定的关注。他就说，看样子你对妇女问题感兴趣，以后妇女问题就归你跑（注：采访）。正好80年代后半期，也是一个中国社会比较活跃、改革思潮比较涌动的时代。那个时候虽然在《人民日报》工作，但是它的官气并不那么重。民间的一些妇女研究、妇女组织的活动，我也就纳入视野范围，一些不那么主流和传统的妇女议题和妇女活动，我也在《人民日报》上给予了报道。

去美国是作为家属，1993年到1994年年中那一年半对我来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那个时候自己的关注很多，回顾80年代，一方面中国社会有强烈的改革和民主化的浪潮，但是同时在妇女问题上一些很进步的、呼吁改革开放和分权的知识分子，同时呼吁妇女回家去。在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就比较多的接触到美国的第二波女权主义的一些东西，包括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等等。出国的时候就刚好是利用这个时间比较深入的看了一些书，听了一些课。自己觉得在有点不知怎么摸索的时候，找到了一些路，得到了一些东西，所以当时感觉真的是跟充了电似的，回来以后就更加带劲了。回来正好因为有世妇会这个事情，所以我自己开玩笑说，就是把我一个从业余做妇女问题的人变成专业的。

世妇会其实是一个过程，不光是那十几天的事儿。我觉得我作为两种身份的重叠，作为记者和作为一个积极分子的参与，我觉得其实是互相促进和相得益彰的。因为作为记者来说，我的参与可以把更多我认为重要的信息和一些重要的思路理念，带给更多的同伴或更多地读者。作为积极分子，我又是希望借这个契机，利用自己新闻工作之便，来推动这些议题、这些群体。我觉得就是一批人从性别盲点走到了性别觉醒。印象最深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非政府组织论坛不完全是非政府，有的是被政府组织的，卜卫就是被组织拉进去的，那些非政府组织论坛的筹备先就要搞培训，讨论为什么要谈这些议题，对这些议题有哪些视角。在那里一谈，卜卫（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教授）说：“我几十年人生的一些困惑，居然在这里面能找到答案。”要是没有世妇会在中国开的话，我觉得不光是中国的妇女运动，中国的公民社会，包括中国的公民社会被公众接受的这个程度，都是很难想象的。因为世妇会本身就把NGO这种概念，把公民社会这种概念，不光是带进中国了，也让我们这种所谓的知识分子可以做一些事情。因为中国社会没有这种东西，虽然很早就从名词上知道什么叫做民间组织，什么叫做公民社会，原来其实是虚的。

1995年9月4日 第四届世妇会在京开幕

在我自己还不敢自我贴上女权主义这个旗号的时候，我先生已经给我贴上了，而且是从一个非常正面的角度。我记得可能是80年代末，有一次他对一个研究过他的外国学者介绍我，很郑重的说，“她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当时我先生给那个学者这么介绍的时候，那个学者说，这个词在有的人那里不是一个很好的词，然后我先生很正式的说：“在我这是一个好词，是一个正面的词。”但是我自己在很多年当中，不敢给自己贴上标签，因为在中国，标签被滥用了。比如一个人申请入党的时候就会说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实际上他连共产主义者是什么，不管是从什么意义上来说都不知道。所以很长时间之内，我自己说我是研究女权主义的，但是我还真的没敢觉得我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那么到最后自己觉得自己真的够格了，也是比较晚的。

自己要想够格这个本身可能也是自己对女权主义的一种理解，因为女权主义者，它的门槛可能是弹性的。有一个理论叫女权主义大多数，它就是说70%到80%的全世界的人，它认为都是女权主义者，实际上它是要给自己扩大同盟军，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说，你可以说它没有什么太高的门槛。但我觉得要是从我来说又是比较难的，它不光是一个简单的认同，平等，平等机会，平等权利，实际上它还要求一个人要有内在的一致性。就像有的知识分子，在一方面是鼓吹民主、鼓吹分权、鼓吹大家都平等，但是在性别问题上，他认为妇女应该回家去，或者妇女不用参政。我觉得一个真正彻底的女权主义者，她不光是在女性和性别有关的问题上主张平等，她在对待一切问题上，一切的不平等，应该都是要看到和性别之间的不平等源于同样的结构，也是有同样的根源的，那她也是都要反对。但是我觉得这些要做到很不容易，因为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结构很复杂，各种等级其实很无形但是也很森严的这么一个社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变成一个真正的女权主义者，也不太容易，但是我很庆幸我终于敢承认这么一个身份。

2015年11月 冯媛在妇女庇护所第三届大会上介绍

中国反家暴工作状况

我记得第一次讨论这个问题，应该是1981年左右，在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们俩关系非常好，到了那种无话不谈的程度，而且感情上也很近，我们经常就是形影不离。有一次我记得我们两个在学校散步，散步的时候我们就突然在探讨我们是不是同性恋，之后的结论是我们不是同性恋。这是我第一次比较明确的跟同性恋这三个字直接关系的记忆。我没觉得很害怕，我觉得她也没有。我们俩现在还是很好，当然她“公开宣称”她不是同性恋。我还不想“公开宣称”，因为我觉得公开宣称虽然对一般的人只是表明你的身份，但是你公开宣称好像对某些人意味着我和这个群体划清界限，所以我是不愿意宣称我是什么恋的，甚至公开场合我会宣称我喜欢女孩。

生活中应该说接触过这个话题，不过是负面的。在很多年前它在中国还是一个流氓罪的时候，我（《人民日报》）的一个同事，当时他是跑政法口的，他告诉我说有一个男子在建国饭店被带走了。他叙述的那种方式让我知道那是一个同性恋的男子，另外一个可能那个人是外国人，因为80年代中期北京涉外的这种新饭店还很少。我说的负面意义就是当时它还是一个流氓罪，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流氓罪，是同外国有点关系的。

在北京最先接触女同性恋者就是苏茜和小培她们。这个时候已经对这个议题有兴趣，之前认识了一些外国朋友是支持同志权利。所以90年代中期就很有意识想多了解，而且也知道这个议题和自己做的议题（注：指性别平等）其实是一样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是挺激动的。参加方式，两个层面，一个是纯粹的个人生活，就是她们的一些party呀。还有一些我自己认为是工作层面，比如那时候的东西方小组[1]，大概是97年前后。我记得那次轮到我主持，我当时的第一句话说：“我不是一个同性恋但是我支持同性恋。”当时自己没多想，但是事后，我越来越觉得这句话其实不好，在这么一个异性恋霸权的社会，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了那个霸权的一方。后来我们有一个读书小组，里面有一个女孩，英文名叫Kim，北京姐妹（小组）的时候也是其中的很积极的一个。除了Kim，石头是我一直比较有联系的，是我印象很深的一个人。 

注[1]：东西方小组，全称东西方相遇翻译小组，1992年成立。她提供了一个妇女独立的讨论空间，希望通过翻译努力去与世界建构一种共同的语言和概念结构，为今后的社会性别培训广泛的展开培养了一批新生力量。主要召集人葛友俐和苏茜。

2015年3月，冯媛在由反家暴立法民间倡导小组主办的“2015年两会反家暴立法专家晚餐会”上发言

反思可能晚一点，2002年初，那时候我爱人去世了，我有一段很困难的时候，在这之前，我的感情生活比较好，我很幸运和我爱人关系很好。同时我还有其他很亲近的朋友，但是那一段时间所有的困难都赶在一起，爱人去世之后，一些比较亲近的朋友，由于各种各样的缘故，也很难保持一种比较近的关系，我自己觉得很无助也很难受。有一次，在（旁听）一个讲酷儿理论的课上，望着那位很酷的女老师，我猜想她就是一个酷儿。我突然就觉得，可能很多时候还是女人更能理解女人，可能女人之间的爱是最牢靠的，突然就有那么一种想法。就导致我开始更多地来看、来想一些问题。所以有时候个人生活和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是连在一起的。我觉得我很难想象一个对同性恋不持同情和认可的态度的人，她宣称她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我说的同情不是感情上同情和怜悯，而是指一种同理心和认可。

工作中我觉得凡是可能的地方我都会渗透（同性恋议题）。在大学上课的时候，我的课主题可能跟这个根本没关系，但是我在讲到一些思路，比如我们怎么看主流的时候，我会有意识的讲这些。还有学生是同性恋，不管男生女生，不同原因找到我，我就会给她们一定的支持。在之前，我在做新闻工作者的时候，记得差不多将近2000年了，在电梯里头，一个国家企业的电梯里，来了几个人，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要把这（同性恋）三个字说出来，要刺激一下他们的耳朵。我看了他们的背影，知道他们是马上就僵住了的。有的时候可能是不那么刺激的，在朋友的聚会上，或者同学聚会上，当时大家就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要问我的个人生活怎么样的时候，我就会说，“你们谁认识好女孩给我介绍吧”（笑），这样说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还是要打消一种恐同的心理。

主流社会上大多数人对这个话题应该还是比较忌讳的，这忌讳里头包含着一种恐惧，这种恐惧可能主要的不是对那些作为他者的同性恋的恐惧，是作为自己内在的，被自己这样一个传统的观念灌输下的，对这么一个同性恋身份和同性恋概念上的恐惧。之前和一两个新认识的朋友在一起聊天，我就很感觉到这种情况，所以我就有意识的讲一些故事，希望通过这些故事慢慢的可能在他们的传统的思考中敲开一点点缝。我就讲了一个朋友和她那个姐姐的故事，成都的一个四十多岁的一个女士，她的女儿都上大学了，突然有一次她碰到了一个著名的女同性恋者，一个星期之内她们俩变成一对儿了。后来这个女士就跟我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同性恋，我是不是爱女人，我只是爱上了这个人。通过这个故事我想告诉她们，就是不管是生理上决定，还是后天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使然，其实无外乎都是想给它找一个存在的理由，但是不管怎么说，它存在就有它存在的理由。

2014年12月 冯媛在凤凰网大学问沙龙

北京姐妹（小组）内部的一些分歧，我觉得对这些做一点研究也是很重要的。女权主义内部或者女同内部有一些分歧，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但是我觉得对有些东西，应该是有些了解，看看有些是怎么分化又重新组合，我个人是很感兴趣，只是没有精力而已。我当时对她们的接触还不是仅仅从女同这个议题来的，它也是民间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像我刚才说的读书小组，我们读书不一定就是只读和女权议题有关系的书。运动会把人性深处的很多东西（显现）出来，每个人身上都有她的多样性，有的人看它仅仅把它作为你的个性特征来看，但是有的人就会加上一些解读，甚至带上一些道德的评判，可能就挺复杂，也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有意思。

2012年2月14日 女权行动派在北京前门大街开展反亲密关系暴力主题的行为艺术“受伤的新娘”

第一次参加过一次比较公开的活动就是那个情人节送花街头活动，2008年在金融街那边，我现在还印象很深。情人节送花记得是（倡导）同性婚姻，我对于这个事情还是有些矛盾。这个社会，只有主流承认你，你才能享受和其他人同样的权利，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支持同性婚姻的，因为这样你才能享受社会的公共服务，以及一些民事权利的机会。但从更深层的架构来说，婚姻本身这种社会制度就是异性恋霸权下面父权主义想出来的一种制度，把很多不合人性、不合理、不平等的东西制度化，并让人们内化了。如果我们不跳出异性恋的父权主义的婚姻制度这个大框架，我们去争取的结果，不见得能够战胜一些顽固的反对派，反而把自己的一些诉求淹没在里面了，所以我有这么很深层级的一个矛盾心情在里面。我觉得从提升公众的意识这个角度我愿意支持和参与。从运动来说，我也能理解，有时候光谈平等权利，但是对公众来说这个权利是抽象的，它需要有具体的权利，尤其是对于很多具体的人来说，我怎么承认你的平等权利，我怎么样不歧视你，遇到具体的问题才会有歧视，所以同性婚姻从策略来说有它的好处。从社会运动来说它需要让一般的人，不用思考那么深层次的时候他就能来理解和支持你的平等权利，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同意，所以有的时候我也是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摇摆吧，机会主义者（笑）。

有一段时间，我自己觉得差不多每个周末都去泡拉拉沙龙，只要不出差的周末都会去。一个是我觉得那个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闺蜜，是一个很重要的私人空间，在那里面我觉得有一些我说不出来的感觉，让我可以寄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说我是一个女同（笑）。其实，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一个女同在性取向上是女同，但她在一些权力关系，性别关系，包括亲密关系里面，她又不自觉的受到异性恋霸权社会的影响。要争取平等机会那就应该和更多争取平等机会的群体来扩大同盟军，这个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应该说都是有帮助的。我觉得很多东西不可能是一蹴而就，要慢慢来，慢慢的让大家愿意去思考，愿意去改善。自己认可自己的性倾向，觉得是应该和女权主义者站在同一个战线上了一个阵营里头了，从另外一方面，要在很多层面上打破这种各种各样的控制和樊篱不太容易。但是我觉得契机是有的，只要大家想到了，只要大家肯这么去做，肯这么去努力，继续探讨这些议题，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思考和行动。女同小组我觉得好像还是各自为政的比较多，在我们这样一个信息手段很方便的时代，我觉得有一些东西互相通气其实挺重要的。

本文访谈于2011年2月

访谈 | 闲、Trim

整理 | Trim

编辑 | 艾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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