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念中学的时候是80年代，那时我对同性恋挺恐惧的，会觉得同性恋是很不好的事情，也很怕自己会是，或者跟某人的关系会是同性恋。但另一方面，男女生谈恋爱被算作“早恋”，女生和女生交往起来似乎没有什么障碍，所以那时候也不断有很多亲密的女性朋友，到一定阶段就突然发现这个似乎越过了友谊，一面是亲近，一面是紧张，因为很害怕成为同性恋关系。

在二十岁之前，我一直生活在一个和睦、幸福的理想家庭环境里，我有一个姐姐，但家里人更宠我一些，从小到大，父母希望的跟女儿的关系就是亲近并且双方彼此了解，所以同时，他们就要求对我的生活全盘掌握，如果发现不太赞成的东西，他们会进行某些控制，但我通常不会特别设防他们。

大学几年，我虽然有女朋友，但这对我的身份认同没有太多帮助，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有很亲密的女性朋友，这些人很难说她们都是异性恋，但是我觉得她们肯定也不是同性恋。我不是那种天生就知道同性恋是怎样的，我也交过男朋友，大学跟几个男生有过暧昧，但我觉得我从情感上还是更偏向于女性。与其说我更喜欢女性不如说我更喜欢女同性恋，我觉得这种关系非常吸引我，如果两个女人相爱，我就觉得很神往。所以我就很想找一个真正的同性恋，然后看看这个人是什么样子，但在校园的生活中不太可能遇到。

对于同性恋的兴趣，当时只能通过资料、书本或者信息去了解一些。先通过书本，因为是免费的，学校里图书馆有，但是特别少，当时我把能找到的书都找了，大部分还是英文书，中文书还是说精神病之类的，英文书我看了一些，但那也是非常有限的。大学后几年，正好我准备出国，申请国外的学校。学校里刚刚开始使用互联网，在当时，这是与国外的学校取得联系的最便捷的方式。那时候网费特别贵，在学校专门的机房，除了按小时计费，收发邮件也要额外收钱。那时还没有www，但已经有最基本的search（注：搜索）功能，所以我就通过互联网发现了国外是有同志群体的，也是可以通过网络认识他们的。当时我一方面是去图书馆找了一些书、资料，另外也跟那边写信，Z国的一个同志出版社，主要是寻求资料。

我在互联网上发现一个新闻组（newsgroup），每一个人都可以公开发言，有点像现在的论坛（BBS）。我也发了一封信，介绍了一下我自己，我说我在哪儿、然后这边相关的信息特别少。我那封信更多的是描述我的状态，没有说是想了解自己的身份，更多的是想了解这个群体。有人跟我回信，像BBS上大家都能看到，说在Z国也认识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拉拉，可以介绍我认识，这个人当时在Z国读心理学，她认识S先生（注：艾滋健康和同性恋权益倡导人士），是她把S先生介绍给我的。

我第一次见S先生是1995年，他组织了一个世界艾滋病日的小研讨会，三十人左右，人很杂，有一些研究者、官员，还有外媒记者。当时我傻乎乎的，发言时我就介绍了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干什么，我当时就说我对女同性恋文化、文学方面比较感兴趣，我想了解、研究一下。我发完言，就立刻有一个澳大利亚或者加拿大的电台要采访我，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这类的活动，有趣的是，这第一次并不是真的见女同性恋，也不是同性恋聚会，它其实是跟我现在的工作非常像的，是同志权益的一次活动。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么多，就准备认识一下S先生，他就直接把我招去那个活动了。

S先生的人脉很广，认识我之后就立刻把我招作志愿者，包括我当时的女朋友，我们都给他翻译东西，介绍Z国的关于同性恋的材料。当时他们还不是一个正式的组织，只是有一些社会活动。我家在北京，周末还得回家，如果要跟他们参加一些活动还挺麻烦，我父母会过问我交往的朋友圈子，还要编很多借口。我女朋友不是北京人，她当时也是一个小孩儿，而且很难说她是同性恋或者异性恋，因为她注重情感，也注重生活本身，不太理会那些标签，她接触了同性恋这个圈子之后，她会觉得这真的很不公平，为什么社会会这样子，所以她就特别理直气壮地去街头发放同性恋宣传传单去了。

出国留学之前，我向我的父母出柜了，其实是被他们发现了，被逼跟他们谈这件事。因为我当时在看很多资料，包括当时国外一个女同志文学研究刊物，我写信给出版社说我挺想了解的，她们就给我免费寄她们的刊物，寄到学校，但我把它带回家看了。当然我也不敢明目张胆地看，躲在我自己的屋子里看，父母最后还是发现了，虽然是英文的资料，但我爸从80年代就经常出国的，英文很好，知道我在读什么。他很厉害，发现我在读这些东西就专门去做了一下研究，把当时李银河、张北川的书都找出来看了一遍。他做了这番研究有知识上充足的武装之后，就找我谈话，他那时候对我的状况并不是很了解，虽然我从小到大女性朋友带回家一波又一波，但他们都没有往这方面想，但这其中也不都是恋爱关系，因为我从小各种朋友就是很多。但可能还是与他们的时代有关系，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同性恋是犯罪，是“流氓”，他们很难接受我也属于这个群体，这对他们的打击非常大。我后来发现我不能被接纳不是我父母的原因，是这个社会的原因，所以我才会想到要做些工作去改变这个社会的情况。

我父母反对的第二点，就是他们会觉得政治的东西我不应该去触碰。参加S先生的一些活动、认识社会上的一些人，这和我家里期望对我的教育非常不一样。我父母是传统的理工类的知识分子，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期望把我培养成好好地用技术贡献社会的人，因为这比较容易判断好坏，而对于社会、政治，他们觉得太复杂了，是没有办法把握的。虽然我父亲其实对社会很关注，但他经历过文革后就认为这些事情还是要远离，因为那个时候社会运动太多了，他们经历过，但很少跟我讲，他们的结论就是：远离政治。

其实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对NGO（注：非政府组织）、社会议题、政治方面，是非常不感兴趣。我学生时代喜欢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文学、哲学、音乐美术一类的，文艺青年那样。其实，90年代的文艺氛围不如80年代那阵，80年代改革开放后国外的思潮很快涌入了，像我姐姐，1989年正好大三大四，但在那之后就很快出国了，基本上再也没回过国。她当时在大学的时候对社会、对政治还是蛮感兴趣的，但在1989年之后对政治完全失去了热情。不过我不一样，我从小就不感兴趣，我从小就很个人主义，喜欢玩。我小时候读托尔斯泰还是印象很深，按理说托尔斯泰还是挺关注社会的，我读托尔斯泰反而是觉得他很关注个人，当然他笔下的个人会和社会发生很多关系，但是我首先看到的是他对个人内心的刻画。我觉得这种喜好跟我现在对社会的关注还是有关的，每个个体会与社会发生很多关联，它的成长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成长。当时还读萨特和波伏娃的书，给我的印象很深，讲到他们当时也是大学刚毕业，边教书，思想又很活跃，社会又很动荡。读的时候我就很羡慕他们那种状态，相比之下，我在大学里的生活方式就是比较单纯的理工科学生一类，接触不到真实的社会里面的人。

但后来，开始对社会、非个人的东西感兴趣，我觉得是接触了S先生之后才渐渐发生的。起初是个人影响，当时我就觉得S先生挺好玩，挺有意思的。认识他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并不知道他（因为倡导同志权利）被国家机关开除，他也不是一上来就跟你说自己这样那样的人。他当时认识的人特别杂，关注的社会议题很广泛，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比如关注宗教的，也有关注女性的，虽然杂，但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在思想领域很活跃。他们也没有张口闭口谈政治，更多的是一些社会的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议题，那时候那种社会的样貌、不同人的状态很是吸引我，它让我发现别的生活的可能。当然我现在回过头去看会觉得这太通常了，只能说我以前在校园里的那种生活非常有局限。

这样下来，大四那年，我就认识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人，就像把社会的大门向我敞开，而且是一个很鲜活的生活，我觉得很有意思。有一次S先生请我去一个私人派对，我就是在那个私人派对上认识石头的，那个时候她是画画的，艺术家，也是圆明园村出来的人，那时候她还不是同性恋，我也不是（笑），那时候我们俩可能也都在探索吧。当时我俩都说关注女性主义、女权主义，对妇女的东西感兴趣，但又说具体感兴趣些什么呢，我们两个好像都说不出来，因为那时候知道的比较少。我想，如果我当时继续在北京，我可能卷入NGO会更早。

闲（第一排中）

1996年下半年，我到了Z国，确实对我的改变比较大。因为Z国的民主运动发展了很长时间，它有一个深厚的民间运动的基础，在Z国都讲“个人的都是政治的”，这完全不是一个在中国成长的人对政治的想象。当然Z国也有Z国的问题，我不会说它什么都好，但我觉得确实是给我提供了另外一种看世界的方式。

那时候，我又遇到一些人，包括一位台湾的拉拉，后来她介绍我认识了另外几位资深的做社会运动的人，这些人没有一个是中国大陆的，都是来自台湾，或者是移民在Z国长年定居，但是她们会比较关注中国文化，包括关注大陆的情况。我觉得他们的那种方式会让我觉得特别棒，我就觉得这样一种存在、这样一种人，可以用amazing（神奇）来形容。

但是当时我并不会觉得他们这么好、那我也要成为象他们这样的人，因为那时候我还在读我的书，虽然我的书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我的专业对于我来说一向只是一个工具，我对我的专业从来没有那么投入。所以后来我在Z国当时也比较迷茫，也不知道将来读完书出来是做一个工程师或者干些什么其他的。工程师所有的前景我都能想象，包括在Z国留学生的一些道路、他们能干什么、可能会成为什么样的，完全都能想象。我对这些能想象的东西就是兴趣不是那么大。

在这样的一个境况中，我被这些朋友拉去，参与了一个项目，后来这个项目有个名称是叫“华人性/别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Tongzhi Studies），其实是做同志运动的一帮人成立的这个中心，但由于他们当时资金的限制，也不能太做运动的事儿，就跟学术沾点边儿，从这个角度去关注大陆的同性恋研究，或者说性/别研究。

这个机构从2002年开始构思， 2003年开始运作，2004年是第二年的时间，就在2004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机会资助中国大陆的同志去参加香港的华人同志交流大会。这次大会在华人同志史上可以说占一席之地，它最开始是台湾香港大陆三地的运动人士，想促成华人地区的同志运动发展而创办的，而当时相比而言，大陆是经验、历史、资源、知识都最缺乏的地区，所以也是希望能集结这种三地联合，尤其能够推动大陆的发展。

在2004年的时候正好有一笔钱，可以资助大陆地区，我负责那个项目，后来就发现大陆男同志特别特别多，在2004年的时候就有几十个小组，分布在很多城市，但是女同志，居然就找不到一个。当时我们的资金可以资助20个人去，我们是想10个男生10个女生这样一个分配。男生就有好多好多人报名，我们得挑，女生，我们就得找，根本都找不出来10个人。后来从这个项目我就发现，中国近几年的民间运动就是有了一个蓬勃的发展，有了非常多的契机，所以不仅仅是经济，不仅仅是一些观念，包括这种公民社会运动也有了一个机会。当时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女同志似乎还没有这样一个机缘去行动，或者说还需要一点催化剂。

所以在2004年的时候，我意识到，我觉得如果有什么人、什么样的一些力量，能够在这个时候做一些事情的话，女同志社区的潜力会被激发出来。而从我在国外的一些经验和了解，其实在同志运动中，女同志的潜力是非常大的。这是我听到的一个国际经验，至于这个背后为什么，我没有办法给一个简单的答案。有人说其实女人更关心社会议题，比如Z国的民主运动的时期，包括黑人民权、妇女运动、和平、反战、环保，女性的参与度都非常强，女性似乎更关注与一些社会公平相关的议题。同时，女同志又更是被压迫的女人，因为除了别的女性被压迫的议题，她们还有性倾向的这种压迫，所以女同志一般在某种意义上会更加激进，因为有这些压迫，她会有更强烈的反弹，会有这种更强烈的欲望去改变这个社会不公平的地方。

本文访谈于200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