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 | 苏茜：把疯狂的同志派对带到中国

原创同语同语

按：本文为同语《北京拉拉社区发展口述史·个人故事》系列的第3篇文章。同语公众号将于每周三推出一篇口述史中的个人故事，希望通过重要的事件与个体，呈现出拉拉运动的发展样貌，敬请关注与期待。

苏茜（Susie），来自英国的女双性恋，先后在英国、美国、中国、比利时学习与生活。接受同语访谈时任福特基金会中国办公室性与生殖健康教育项目官员。苏茜80年代中期曾留学中国，十年后飞来北京找工作。在"北京世妇会"（1995）前后几年间，苏茜组织的家庭、酒吧派对聚集了一批勇敢的中外男女同性恋者，促成了北京同志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并吸引了一批女性主义者的目光。

苏茜作为第五届亚洲性教育会议的特邀嘉宾

（图片来源: 第五届亚洲性教育会议网站 http://qakpjd.cdu.edu.cn/nianhui/）

"我老看新闻说中国经济特别成功，然后我知道在这儿（1995年）有一个妇女大会，那为什么不回中国。"

我在英国长大的，现在学中文的西方人很多是想做生意，那个时候学中文的很多西方人是马克思主义者（笑），我当时十三岁，我就（因为）喜欢熊猫，没别的想法。伦敦当时有晚上上（中文）课的夜校，是免费的，我妈就帮我联系。我都不住伦敦，离伦敦两个小时的火车，当时我就每个星期去两次，然后变成那种没有朋友的小孩，就老去学习中文，但是当时我也喜欢。十五岁的时候我搬到美国去了，我妈原来是美国人，我爸的一个联合国的工作在纽约，所以我们全家都搬过去了。然后我就1984到1985年上了一年的康奈尔大学，那个比较灵活，你可以离开一年再回来接着读，所以我当时没想特别多，就想去中国学习。（但是）我不懂怎么能找到一个学校，然后我就给所有的省，加了一个大学的名字，（各）寄了一份信，其实武汉大学特别有名，但是我都不知道。四川大学他们有一个外国留学生的项目，给我一个答复，然后湖北大学给我一个答复，没有别的学校回答我，我就去了（湖北大学）。然后他们说你想学什么，我说我想学中文，想学中国文学，我说我对妇女问题有兴趣。

那个时候是1985年，就很不一样。就像你给国外打电话，你去他们学校的switchboard（注：接线总机），就是有一个人在那儿拿钱，然后就插进，好几个洞，把线插进去，有时候有运气，好，能到国外打，但是经常要插插插一个小时才能插对，好，赶紧打，所以就特别不一样。你那个时候不能上网，不能写E-mail，所以真正的是一种很大的距离。不像现在，有星巴克，什么都（有），就不会那么想家，那个时候就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文化冲突，对我来说也是，对周围的人来说，就没见过老外，肯定不会马上就理解我。当时我差不多就觉得我还异性恋，没怎么觉得我是同性恋，但是当时我记得我提过这个问题，然后永远人家就跟我说中国没有同性恋，没有碰到过别的反应。我就是那个时候去了湖北大学，就觉得这就是我的地方，我就在这儿，我都想象不到英国什么样子，都忘了，就那种感觉。但去了湖北大学（后）没回康奈尔大学，后来回英国了，重新开始读大学，在牛津。

我在英国上完大学，后来找工作，找哇找啊，那个时候特别不好找，可能像现在经济不好，老申请工作，老找不到，最后就在比利时那个欧洲议会有了这个internship（注：实习），到了那边，我就想赶紧把当地的那些议员拉好关系找工作，然后就在那里找了一个比较固定的工作，可能干了三年。但是三年之后我的老板落选了，（我）就没有工作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what can I do？就等于我得有一个新的开始，假如留在比利时，也得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老看新闻说中国经济特别成功，然后我知道在这儿有一个妇女大会(注：1995年9月联合国第4届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为什么不回中国，就没想特别多，差不多就开了一个大party，跟大家说再见，然后买了一张票，我就拿了一些东西就走了。（这样）也确实冒犯了很多人，她们觉得你就那么轻易地走，我们以为跟你是好朋友，你就这样（走了）。哈，我离开这个地方，就有人觉得我有点不对。我也觉得我当时没想得特别多，但到了中国就开始特别想家，（想）我怎么做这种决定都那么轻易的。但是（当时）也年轻，也激动，也有劲儿，所以就到了中国，就到处乱找工作，最后还是找到事干了，就这样留下来了。

2006年6月苏茜（左）与友人一起庆祝骄傲月

（图片来源：2006年骄傲月摄影志愿者）

“我在比利时之前，在牛津和在纽约我也做过双性恋小组、同性恋小组，女权小组，我就觉得这是生活的意义，这很好玩，所以我就肯定得做。”

我姐姐是女权主义者，她也双性恋，所以可能从她那儿（受到影响）。我可能比较佩服我姐姐，又吃醋，（当时）她在学校参加什么青少年女人的一个小社团，她们自己弄的，然后她老不让我参加，她觉得我讨厌，我是她妹妹，这个妹妹（老）跟着，所以我老觉得这个东西很神秘也很有意思。其实我姐姐现在一点不厉害，她特别保守，当时（觉得）她就特别疯。

我在比利时之前，在牛津和在纽约我也做过双性恋小组、同性恋小组，女权小组，我就觉得这是生活的意义，这很好玩，所以我就肯定得做。在我那个圈子里，也（包括）在纽约，就觉得那些人都特别有意思，特别前卫。（当时）假如在（英国）那个地方说我是同性恋，人家觉得没那么大的关系，但是假如你说这个东西跟你做的这个发展计划有关系，应该在发展计划里面考虑性，或者同性恋，人家就觉得你在说什么呢，就不懂这些联系。

我也当然知道中国是不可能没有女同性恋，但是确实我八十年代在中国住过，在湖北大学，每次提“同性恋”这个问题，人家就会跟我回答，中国没有同性恋，所以我觉得肯定（不对）。

在北京之前我在比利时认识了两个中国的男同志，特别疯，特别夸张，特别好玩，他们就跟我说他们认识一个女同志，让我跟她写信。我说她是怎么样的女孩，他们说她就喜欢瘦的、特别白的人，就是说得特别傻，我就说好，然后我给她写信，还给她寄照片。有一个照片是我刚生病了之后，特别瘦，特别白（笑）。然后就把那照片寄给她，写信说，我是一个比利时的女同志，希望跟你联系，以后我打算来北京。她那时候始终不回信，后来我到了北京我还是给她打了个电话，她就过来玩，我说你为什么不给我回信，她说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不喜欢你这样子，看照片我就觉得不喜欢你干嘛回信（大笑）。

但是还是通过她认识了一些人，然后后来去了一个万延海开的会，在一个大学里面，就在那边可能认识了一些男同志，就这样，一开始就是通过一些个人去找几个人，然后就开始开party，就是会请认识（的）、所有的有一点像男女同志的人来我家。然后就找到了章义，章义挺公开，然后他特别会去发现女同志，他差不多就在街上发现人，我们都叫他妇女主任，妇联主任。那个时候没有网，他就在街上，两个女孩手拉手，或者女孩有点亲密的样子，或者是有点T的样子，他就会过去跟她们说话，有时候就直接说，你是女同志吗，有时候就让她们过来玩，然后这样他拉（来）了一大堆女孩。

（认识）小培是小培（之前）去了美国，在Harvard（注：哈佛）做访问学者，到了Harvard她就爱上了两个女人，其中之一是我的朋友，她也学过中文，她说你去中国的话你就可以跟这个人联系。然后我到了这儿了，其实（那次）是我爸当时出差到这儿，我就跟他一起来，几个星期，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工作，做什么翻译顾问，那个之后我没别的计划，我也在比利时刚丢掉了我的工作，所以我就想在北京留下来，但是怎么留下来我不知道。所以我就给小培打电话，打了几次电话，然后就聊起来，我们都没见面，我就说能来住你家吗，就住几天（笑），后来她说，成，然后就，（笑），就这样搬进去了，住了六个月才搬走。她当时就老说我是个特坏的帝国主义的西方女同性恋，来把我的一些女同性恋的想法灌输给可怜的中国妇女，反正小培喜欢批评人嘛。我后来跟她好了，但我也特别不清楚她什么身份（认同），什么情况，当时小培也是结婚的有老公，其实小培也早就（和女人）谈过恋爱，文革的时候就有过女朋友。

美国加州棕榈泉的“The Dinah”女同性恋派对

（图片来源：网络）

“那个时候北京的圈子特别少（人），所以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国际的女同志，我们都特别激动，谁都想跟谁做（笑）。”

（来中国后）我在福特基金会找了一个（工作），差不多是做行政，他们就专门为了妇女大会要了一个人，可能（干了）一个多月。（后来我）就做了好多小的（职位），在联合国也不是一个正规的（职位），说是志愿人员，但给你发工资，也给你个房子——那个是很关键的，所以后来做了三年差不多，做到98年初。

当时我是负责联合国志愿人员的一个项目，我们总部的大头（还）有一些人来了，就来参加这个会（注：指1995年北京世妇会）。他们（联合国）给我们的任务，一个是我得照顾这些人，另一个我们应该去lobby（注：游说），他们有了一个行动纲领，大家都同意，政府都在那儿争几个字。他们让我们去游说那些政府的官员，就让他们把volunteer的这些概念放进去，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没用、不是重要的，（但）支持这个概念的人想把它变成一个特别右派、特别保守的东西。当时我特别不知道我应该在那儿干什么，我就记得天天早上开一个breakfast meeting（注：早餐会议），特别早，有可能七点到那儿，开完breakfast meeting就让我找那些政府的人说我不想说的话，然后（我）就特别lost（注：迷茫）。那个时候有几个美国人，一些女的特别butch（注：男性化），我就没见过，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就差不多是跟踪她们，我就跟踪那些特别男性的女同志，她们有的特别懂怎么游说，然后集体讨论怎么让这些性权利进那个行动纲领，这是在政府那一块。假如在非政府那一块有好多好玩的讨论和活动，我会一方面得在联合国那里（的）一个什么信息处推广他们的资料，但是很多时间也是自由的，（我就）去那个女同性恋的帐篷，lesbian tent。

因为一方面是有一些人特别专业，懂得怎么说服政府，这我没学过的，所以（那时）我学的很多。然后另一个，可能开始有一些酷儿的分析和概念，那个以前我也没学过。反正就挺多（可学的），也挺国际，特别多不同的国家和环境的人，所以当时我还是觉得学的（挺多），虽然特别乱，太多事情，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但是就很多有意思的讨论，很多我没见过的东西。

但是（后来）女同性恋参加那个lesbian tent的只有小培，没有别的中国女的去了。我就想让这些来北京的国际的女同志也去认识一些中国的女同志，因为（不见）太可惜，确实有了一个小小的圈子，应该认识，所以就安排了，在酒吧。当时好像是在City Pub（注：酒吧名），就（说）谁是同志谁在那儿集合，我估计有十到二十个中国女同志，这些国际女同志也都到那儿去了，大家就聊，一起喝酒。然后也在我家开了一个party，同志的party，特别funny。

那个时候北京的圈子特别少（人），所以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国际的女同志，我们都特别激动，谁都想跟谁做（笑）。（在）我家开party，我是忙着照顾人，因为我是hostess（注：女主人）。差不多我就发现哪儿都是一对一对的，（在）地上，在床上，在沙发上，就都已经开始做了。我就觉得，有点像假如你是战士，你是男异性恋，你没见过女的，好长时间你去打仗，你回来，就想要一女的，谁都可以，我们都有点那种感觉。

2013年，苏茜在第五届亚洲性教育会议上发言

（图片来源：网络）

“讨论完了我就说那下星期六去我家开party吧，你们大家都来，后来就变得特别好玩。”

94年开始，福特当时有一个人叫Lisa Stearns，顾了一两年，专门准备世妇会，然后它就开始这么一个小组，叫东西方翻译小组（注：此处也可能指“东西方相遇小组”，在口述史系列其他文章中有提及）。（为了）支持中国妇女参加这个联合国妇女大会，所以它可能94年开始就鼓励一些中国女权的人聚在一起，也不一定是那么女权，就鼓励一些对这些问题有点兴趣的人，先聚在一起开始一些讨论。（来参加的）什么（人）都有，就是挺非正式，谁愿意带谁过来，她们就带人过来，不用比较公开，但是不允许男人参加。有人来就特别女权，有人来就一直特别重男轻女，也还特别热情老想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回事。

我们会翻译在新闻媒介的一些文章，翻译成中文，为了登在中国的一个妇女杂志（上）。翻译是一个特别舒服的过程，又没有时间限制，为了翻译两三页，可能会讨论好几次，开好几次会。因为就觉得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语言、特别好的中文（来）表示这些女权的东西，所以就讨论得慢慢的，用哪些字，就是为了创造一种女权的语言，登在那篇杂志。也会有小组的成员写一个舆论，说我怎么看这个，这是讲美国，但是这个我觉得跟中国有什么关系。一开始时这么做，后来就写了一本书，那本书就是讲中国妇女的一些经验和想法，然后翻译成英文，就为了在妇女大会发给人家。所以不光是把西方的一些想法介绍给中国，也是把中国一些想法用英文介绍给别人。因为就怕这些国际的女权主义者来，跟中国的女权主义者没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就做了这个。

东西方小组，其实我不是组织者，我就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通过女权的圈子也不一定是认识一些女同性恋，就像第一次，在那个女权的小组（注：指东西方翻译小组），我并没有公开（性倾向）。因为我刚到了中国我就觉得我特别像小培说的那个大帝国主义的老外，（比如）说我是什么，然后你们愿不愿意参加我们的什么运动。我就想我还是先（不要这样），不光是性倾向，我就先什么都别说，差不多一年，就慢慢了解，慢慢听别人是什么情况，我才那么明确（地）再去追求我的那个目标。后来可能过一两年我就建议——因为我每次跟东西方小组开会我就讨论不同的题目——我就跟她们建议我说要不要（进行）女同性恋问题的讨论，然后她们就挺积极挺愿意，后来讨论女同性恋问题，我就请了所有我认识的女同性恋让她们一起来。那次来开会，我差不多没法说话，因为女同志我就觉得都是我的朋友，然后女权那个小组，我（也）觉得跟她们特别近，所以我特别怕她们（吵起来），就是她们互相有什么问题，其实我特别紧张的，应该是我主持那个会，（我）变得差不多结结巴巴地不会说话，但是别人都讨论得特别来劲儿。

讨论完了我就说那下星期六去我家开party吧，你们大家都来，后来就变得特别好玩。她们都来了，好多女权的人应该是完全直的人也开始玩起来，然后我记得是有一个女的，有一个女同性恋，都跟她女朋友一起在那个party，然后她跟一个结婚的女（异性恋）进我的卫生间，锁门，然后她们俩在里面接吻，（笑），然后她女朋友就敲那门，（问）在里面干什么事儿，（笑），说“开门儿”，然后就都闹起来，后来那个锁都弄坏了。好多这种事儿，就像这么成功地把直女马上就吸引过来了，（笑），就没明确谁是谁不是（同性恋），就是叫人大家一起来玩。

2016年，上海骄傲节的女生派对

（图片来源：上海骄傲节官网 http://www.shpride.com/）

“崔子（后来）也跟我说，说我的这个做party的形式，就带有这种西方的概念，有的是批判帝国主义的，像他和小培就比较会批判，我就（说）批判得对。”

96、97年（在中国）的时候，（我）是一开始就觉得应该搞政治运动，应该女同志就讨论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社区、我们的身份，当时我特别年轻积极，也特别女同性恋，就觉得该搞运动，也什么都激动。但是好多女孩根本没兴趣，就觉得想玩，也渴望着认识别的女同志，就钓鱼、钓人。以前我们开始有一些女孩的玩儿的，我请大家到我家，就说你们想做什么呢，（她们）就说不想讨论，想去踢足球、去公园、去一起玩，所以我说好，就组织玩的。每次都是我组织去公园、去踢足球、去干什么的，不是那么难，十几个人就都打电话，就说在哪哪哪见。我也记得挺好玩的，有一次在荷兰搞gay games就是搞同志奥运会，他们就跟我说有没有什么中国女同志愿意参加，然后这应该是个出国的机会，他们还给你买飞机票，我就以为人家都会特积极，但是我记得在我家十几个人，差不多没人听，然后我就说“诶，听着，谁想去荷兰？有这个机会！”然后人家都没兴趣，就觉得跟她们没关系，特别复杂，差不多没人听。我就觉得你想让人家好好谈一个荷兰的（活动），大家都不愿意谈。

可能97、98年开始组织（一些）讨论会，我们叫“北京女同志”（注：1998年中国大陆成立了第一个女同性恋小组“北京姐妹小组”），先有12个人，包括小培和石头这些人，在谁的家讨论。就（问）人家愿意讨论什么，愿意讨论性、讨论权利这些问题也好，第一个讨论，讨论（的）还是“性”，“性高潮”。但是马上我们就说（要）做组织，然后谁被选成委员，每个部长我们都是不同的。然后小培她们五个人，（包括）Kim、石头都（一起）组织了那个中国第一次女同志那个会（注：指1998年10月北京召开了女同志大会)，可能有30多个人来。怎么找到（这些）人，（之前95年）方刚出了那本书，《同性恋在中国》，然后李京就写信说，我是个女同志你有没有（联系网络），不知道（还）给他说了什么，就给他写了信，后来别的女孩开始给方刚写信，他把信都给李京。有好多是全国（各地）的，可能有三十几个人，不在北京，李京就特别好，谁愿意来北京玩，她就会让她们来玩，住几天，住她家，然后跟我们大家一起玩。所以那些人是98年（女同志大会）的那个网络，因为我们的网络就（只有）在北京，她就找到了一些别人，那个时候就开始鼓动人员。而且那个时候，刚开始能上网，有email，可能97或者98年，我就才开始用email。

2016年，苏茜在上海交通大学公益慈善论坛发言

（图片来源：网络）

（开会时）那是秋天，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在了，6月份（就）走了。我也觉得好，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老外，我可以参加，但是我不应该带头。我回（英国）是去读一个硕士学位。一方面是特别理智，跟事业有关系，我觉得我需要（的）不是瞎找工作，我觉得我需要深深地思考这些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是特别感情方面的东西，我觉得我想家，想回家，我去的那个学校就是离我父母特别近，离我姐姐也特别近，我都没申请别的地方，我就想回家，我长大的地方，回家（后）我可能几年都没出国。

崔子（后来）也跟我说，说我的这个做party的形式，就带有这种西方的概念，有的是批判帝国主义的，像他和小培就比较会批判，我就（说）批判的对。我把一起喝酒、一起玩的、一起做party、一起做酒吧的（人组织起来），我是用这个形式开始，因为这是我熟悉的东西。

我1995年当时住在三里屯，我就选了这个City Pub，我就看它比较友好，不在乎（来客是）同志，我就说，好，我们先每个星期三在那儿。Half and Half（注：酒吧名）也是我找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在酒吧每个星期集合。但是为什么在酒吧，这完全是模仿西方的一个模式，（西方的）同志社区一开始是从酒吧开始，（我）把西方这个模式（带过来），这个也是跟中国市场经济其实挺配合，但是，不一定是适合中国的方式。确实很多人就没这个钱去买啤酒，当时15块钱一个扎啤，我记得，好像是这么贵的[1]，也会有人去让别人给他们买酒或者不买东西，但是当然不是那么舒服的。所以我组织的这个东西就已经有一些问题，就（会）排斥一些人。

2016年，上海骄傲节的闭幕派对

（图片来源：上海骄傲节官网 http://www.shpride.com/）

在北京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同志，我应该支持世界上的同志，争取他们的权利，我在中国我当然会参加这个同志运动。（但是）我确实也觉得我是外国人，我不能代表中国的同志说话，我不应该领导什么东西，我应该听当地的人怎么想，然后去支持她们，我已经有这个意识。但是比如我组织了那个gay pride（同志骄傲），是95年或者96年，我们在Half and Half，跟小培、吴春生（一起）。台湾同志（就）不（纪念）那个，就有人说应该把屈原的就那个中秋节当中国的同志骄傲日，因为屈原他应该是同志，我们为什么要（过）一个西方的（节日），纽约的石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我（98年后）回去学了那些，我想，哦，那我原来支持中国的同志搞石墙活动是带过帝国主义的这个含义，就（像）这些，我觉得我（回英国后）思考了更多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更早，加入（的）那个时候完全可以我不组织，就（可能）会有好多中国人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好的坏的我不知道，但是确实有这一些西方、东方（的差别），我（的背景）是英国、美国、比利时，就把这些想法跟中国（结合），有时候混在一起挺好，但有时候（可以期待）有更本土的东西出来。

[1]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全国城镇人均收入是4844.78元/年，消费性支出是3919.47元/年，其中除食品、衣着、居住、交通、医疗等基本支出外，人均的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性支出仅374.95元/年，酒吧无疑是城市的高消费娱乐场所。